臺灣《聯(lián)合報》4月12日發(fā)表評論文章説，臺北地方法院對太陽花學運攻佔“行政院”部分作成判決，計11人有罪，另學運領袖魏揚等10人則無罪。比起先前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者全獲判無罪，這次的判決對於所謂“公民不服從”，則採取了否定的態(tài)度，形成“一個運動，兩種判決”。更值得注意的是，被判有罪者均是不知名的參與者，學運領袖則完全豁免。司法的“西瓜效應”，在此一覽無遺。

　　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農(nóng)莊》中的名句：“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描述的正是這種景象。一場學運，有人發(fā)號施令，享受光環(huán)，變成英雄；有人衝鋒陷陣，熱血沸騰，卻成為罪犯。太陽花學運3週年剛過，從連續(xù)兩個判決結果看，只驗證了臺灣“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合法’”的事實；至於服貿(mào)或“兩岸協(xié)議監(jiān)督條例”被忘得精光，又要算在誰的賬上？

　　臺灣民主雖被政治人物自誇為讓東南亞“羨慕到流口水”，但司法官看政治臉色辦案的情況，卻始終不曾停止。“行政院長”林全一上任，第二件公文即批示對太陽花入侵“行政院”全部“撤告”，等於對此案作出了政治赦免的宣告。此一氛圍明顯籠罩了隨後的審判，讓法官心中的司法天平失去了對準的目標，而有了這兩次失衡的判決。

　　文章指出，對於這麼一次政治、社會、法律因素夾纏的運動，司法官要如何厘清其不同頭緒，從法律人的立場來判別其間的是非與輕重。事實上，霸佔“立法院”及“公署”當然都是妨害公務、違反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不可能不加追究。馬當局無法在第一時間設法排除“立法院”佔領，已經(jīng)是公權力失職；而政黨輪替後，蔡當局又企圖透過政治提示將佔領行動合法化，這勢必造成日後警方執(zhí)法的困難，也為法治帶來嚴重的後遺癥。但遺憾的是，從接連兩項判決看，臺灣法官們似乎都樂於接受這樣的暗示，寧可犧牲法治，來迎合政治。

　　比較兩次判決的結果，臺北地方法院第一次對佔領“立法院”的22名被告全部判決無罪，其説詞尤其讓人感到扭曲。那次判決，法官援引“公民不服從”運動的政治概念，來美化抗爭行動。而且，在明知適用牽強的情況下，法官更為太陽花的“公民不服從”量身打造出適當性、必要性、關聯(lián)性、狹義比例原則等“七大要件”。為了伺候政治，不惜刻意扭曲法律；也難怪，如此委曲求全的判決，被外界譏為法官“造法”。

　　或許懔于公論難犯，北院法官在後續(xù)審理太陽花攻佔“行政院”案件時，雖然也有被告企圖引用“公民不服從”的説法以求脫罪，但此一邏輯並未為法官接受。法官認為，衝進“行政院”佔領“公署”，並不合乎“行使抵抗權”的要件；而抗爭者破壞公物、推倒警察，危及執(zhí)法人員安全，就該科刑究責。兩相對照，第二次判決對“公民不服從”的認定並未一面倒，多少顧及了公權力執(zhí)行的尊嚴。

　　但遺憾的是，前後兩次判決，對於那些為首號召行動、指揮造勢的學運領袖，全部都輕輕放過；最後遭到判刑（其實只是輕判）的人，則全是名不見經(jīng)傳的邊緣分子。這樣的“選擇性”，除了令人有“抓小放大”的感覺，更讓人覺得司法不僅在為某些特殊分子擅開“巧門”，甚至是在替臺當局“論功行賞”。正當蔡當局在召開會議討論“司法改革”之際，這兩次判決，是應該視為恰如其分的合格演出？或者應看成必須改革的陋習？

　　臺灣有一句俗語,叫“西瓜偎大邊”，原意是説“吃西瓜時抄起較大的那塊”,吃西瓜把較大的那塊搶到手就等於佔了便宜，同理，拉幫結派也好，趨炎附勢也好，投票選舉也好，得找人多勢眾的那一方才不至於吃虧。或者對事態(tài)無主見、無所謂，多數(shù)人怎麼辦自個也就跟著怎麼辦。從這種角度，“西瓜偎大邊”這句俗語衍生出“跟從或轉向多數(shù)人的立場”含義。如果法界竟奉行“西瓜主義”，如果法官判案通曉“偎大邊”之道，臺灣“司法”就不可能真正的獨立。兩次太陽花學運判決，皆出現(xiàn)“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合法”的現(xiàn)象，即可看出在當今政治氛圍下，誰是臺灣動物農(nóng)莊裏的貴族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