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吵鬧鬧的民進黨臺北市長初選，有了大轉彎，力倡“在野大聯(lián)盟”的柯文哲表露加入民進黨的意願，雖然話沒有説死，但方向大致確定，柯文哲這頭獅子，上半身被關入了民進黨的鐵籠子，“在野大聯(lián)盟”頓時黯淡無光，未來對國民黨還有多大威脅性，實在並不樂觀。

　　臺灣《中國時報》19日社論説，柯文哲入民進黨爭議，是蘇貞昌“不領導”哲學的一大案例。幾個月來，蘇貞昌一方面在柯文哲所提“在野大聯(lián)盟”戰(zhàn)略和“入黨後的權利義務”等問題上不清楚表態(tài)，同時放任親蘇派系攻擊柯文哲，一方面對於臺北市長人選的問題又曖曖昧昧，搞得整出提名大戲是歹戲拖棚，選民日見厭煩，民進黨基層萬分焦慮。核心原因就是蘇貞昌“不願領導”，不願扛起臺北市選戰(zhàn)的重責，戰(zhàn)略不清，人選未定，如今雖是框住了柯文哲，但勝選的可能性也一點一滴在流失之中。

　　蘇貞昌在臺北市長提名問題上的“不願領導”，是錯失了民進黨擴大社會基盤的良機，當然也影響到民進黨的轉型，但蘇貞昌“不領導”哲學更大的問題、對民進黨更致命的傷害還是在兩岸政策上。

　　2012敗選以來，全社會都知道民進黨不在兩岸政策上改弦更張，並獲得臺灣社會、中國大陸以及美國的信賴，2016年的勝選機率還是無法樂觀。於是中國大陸事務委員會的議題首先成為民進黨內焦點，在千呼萬喚之後，蘇貞昌排除在兩岸論述調整的準備上較為完整、思考靈活務實的謝長廷，決定自己主導該委員會，但蘇貞昌所謂的“主導”，就是讓這個宣稱是“整合民進黨內中國大陸政策的重要平臺”先是運作長期陷入停擺，而後的“華山會議”則竟是“坐而論劍”，沒有大開大闔的氣勢，也沒有大鳴大放的爭論，和許信良當年主導下的政策大辯論，其距離不可以道裏計。

　　華山會議開了半天，據(jù)説結論上民進黨將以“憲政共識”作為與中國大陸交流的基礎，這是謝係與新潮流係較勁之後的妥協(xié)結果，原來，這還是蘇貞昌“不領導”哲學下的産物，而且充分顯示了蘇貞昌在兩岸政策轉型上的“不能領導”。

　　表面上，“憲政共識”與謝長廷力主的“憲法共識”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差別卻極其之大。“憲法共識”講的是兩岸“兩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治理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治理大陸，兩岸對等，互不隸屬，但依憲法有特殊關係。“憲法共識”雖然不完全等同於“憲法一中”，在兩岸主權的連接與兩岸共屬一中的問題上比較模糊，但是至少是朝向“憲法一中”概念發(fā)展的論述方向，也看的出嘗試遠離“臺獨”黨綱、“一邊一國”的善意。

　　至於“憲政共識”的內涵，就民進黨的解釋來看，講的是該黨“應積極推動憲政，落實國民主權的精神，提升國民的憲政意識，並以臺灣的憲政共識做為兩岸對話基礎”。

　　坦白説，既完全沒有嘗試處理大陸最關心的“九二共識”、“一中框架”問題，更隱含著繼續(xù)堅持“臺獨”路線的意涵，所謂的國民主權、憲政意識，在民進黨的政治語匯裏，還是接近於“新憲法”、“新國家”等舊論述舊思維的“新瓶舊酒“，自然完全為大陸方面所不能容忍，連對話的空間都難以存在。

　　蘇貞昌在兩岸政策調整上“不能領導”，更在許多涉及兩岸關係的重大政治議題上“不會領導”，最明顯的就是東海防空識別區(qū)的問題。在爭議爆發(fā)之後，蘇貞昌一面對馬當局進行不實攻擊，一面則是重提所謂“民主同盟”，企圖回到冷戰(zhàn)時代聯(lián)合美日圍堵中國大陸的局面。如果説，蘇貞昌在“憲政共識”問題上是刻意回避、無視大陸的紅線，那麼，在東海防空識別區(qū)和釣魚臺問題上則完全是選擇在領土主權和民族尊嚴問題上挑戰(zhàn)大陸當局，跨越了大陸的紅線。

　　然而，蘇貞昌的作為完全沒有撈到任何好處，在他會見薄瑞光並痛批馬當局在防空識別區(qū)問題上軟弱之後，美國在臺協(xié)會公開發(fā)表聲明，肯定馬當局在此議題上的回應具“建設性”，結結實實打了蘇貞昌一個響亮的耳光。可以想見，蘇貞昌如果繼續(xù)在兩岸和國際問題上如此地“不會領導”，民進黨要麼是執(zhí)政無望，要麼是執(zhí)政後繼續(xù)被視為麻煩製造者，給臺灣帶來更大的災難。

　　大陸國臺辦在“憲政共識”和防空識別區(qū)議題上兩度嚴批蘇貞昌領導下的民進黨，大陸當局當然不會就此放棄和民進黨人士進行交流，但在蘇的領導之下，兩黨的政治對話之門已經難以打開。如此，大陸方面一手交流，一手拒談的結果，就是民進黨內繼續(xù)拉扯、裂變，就是民進黨越來越在兩岸問題上喪失話語權，這是民進黨內有識之士所樂見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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