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wǎng)北京2月5日電(趙恩澤) 近日，擁有超過100萬僱員的富士康公司與中國最大的勞工組織發(fā)生碰撞。本月早些時間，中華全國總工會批評富士康安排工人長時間加班，“導致過勞死或自殺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很快，富士康回應，“員工希望加班”。

　　自願加班？

　　先看數(shù)據(jù)。作為蘋果公司全球最大代工商， 2012年，富士康中國廠區(qū)，接受了美國勞工協(xié)會(FLA)採樣調查。調查顯示，工人每週工作時長超過60小時，但72%的人不想改變工作時長或者加班時間，僅有18%的員工認為“他們的工時太長了”。 一年後，F(xiàn)LA新的調查顯示，雖然工人一週的工作時間沒有超過60個小時的上限，但約68%的工人每月加班時間超過36小時的上限。

　　在對全國總工會的聲明中，富士康並未否認“長時間加班”，稱 “員工希望能夠通過加班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收入水準”。報道資料顯示，2014年，重慶富士康員工曾罷工，抗議因加班太少導致收入下降。

　　自由選擇、高度競爭背景下，為了錢自願加班，似乎被充分理解。“自願加班和自願上班一樣，是一種人權。”2月3日經(jīng)濟學者胡釋之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老闆也沒有拿槍逼你放棄別處的高薪工作，那你自己去他那上班或加班，一定是你認為這是你能拿到的最高收入，不然你不會去。”

　　相比經(jīng)濟學者供求決定市場的觀點，勞動關係學者認為，“這不僅僅是經(jīng)濟問題”。人民大學勞動關係研究所所長常凱對人民網(wǎng)記者表示，“勞資關係上，市場調解只是一個基本，勞資關係，涉及的不僅是經(jīng)濟問題，還包括人的基本權利，生存的問題。這需要政府的介入調解和勞動法的保護。”

　　資本追逐利潤 工人追求工資

　　“富士康作為跨國品牌的代工商，必須與對手在價格、品質和交貨時間等方面相互競爭。為了獲取客戶的訂單，富士康只能儘量降低成本以維持其競爭力，而低利潤裏的成本也就被轉嫁到了生産線的工人身上。”香港理工大學教授潘毅2012年曾在《紐約時報中文網(wǎng)》撰文表示，“富士康代表著一個‘逐底競爭’的全球工廠體制和一種軍事化的管理模式”。

　　在對富士康長期觀察和學術調研後，潘毅認為，其軍事化的管理體系對底層工人身心造成巨大壓力，“嚴重失衡的勞資關係就是造成工人無助、壓抑和絕望的根本原因。”2010年，富士康多位員工跳樓自殺。

　　潘毅同時認為，薪資方面，富士康並未違反中國關於最低工資的規(guī)定。 資料顯示，2014年北京的最低工資標準是1560元，重慶為1250元，東莞是1310元。想要得到更多收入，加班是一個選擇。

　　政府為何不能制定更高工資標準，提高工人收入？“政府只能保證你最低的收入，政府沒有理由要求每一個企業(yè)漲工資。資本追求利潤，工人追求工資，這是天性，這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只有通過法律程式上的博弈，才有可能形成平衡。”常凱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強資本、弱勞工的局面並未發(fā)生變化，“利潤空間過於向資本方傾斜”。

　　“富士康將工人全部打散，集權化管理”，常凱表示，原子化、碎片化、分散化的勞資關係是每個企業(yè)最希望的，“由於工人沒有集體力量與企業(yè)進行利潤博弈，他只能依靠加工增加收入”。

　　全球製造業(yè)的底座

　　勞資矛盾日益凸顯下，富士康面臨的現(xiàn)實是，一方面是勞工組織要求縮短加班時間；另一方面則是工人的主動要求，希望多加班、多賺錢。在這樣的情況下，提升底薪似乎成為了唯一的選擇。

　　但作為低附加值、高密度勞動産業(yè)，中國代工廠在蘋果産業(yè)鏈上僅有2%的利潤，富士康的騰挪空間並不大。據(jù)《證券日報》此前報道，標準版iPhone 6 Plus的部件和勞工成本為216美元，128GB版可達263美元。也就是説每部手機富士康僅賺4美元到4.5美元。

　　早在2012年，《紐約時報》曾對蘋果全球供應鏈進行大規(guī)模調查，“蘋果計算出它需要為每個最終用於iPhone、iPad或者其他産品的零件付多少錢。多數(shù)供應商只能獲得很小的利潤。據(jù)供應商的主管説，實際上利潤小到對於很多公司來説為蘋果代工是接近虧損的。作為對策，作為對策，供應商經(jīng)常試圖偷工減料，或者用便宜的替代品代替昂貴的化學製品，或者，據(jù)代工廠的人講，要迫使工人們做得更快、工作得時間更長。”

　　《紐約時報》在對富士康中國廠區(qū)長期調查後，認為“中國低廉的人力成本成就iPad (In China， Human Costs Are Built Intoan iPad )”。調查的最後，《紐約時報》引述了一位蘋果公司執(zhí)行管理人員的評論，“你有兩種選擇，要麼在舒適安全的工作環(huán)境下進行生産製造，要麼就每年都推陳出新，提供品質更好、功能更強大、速度更快並且價格更便宜的産品，後者就需要一個在美國人眼裏非常艱苦的生産環(huán)境。就眼前來説，消費者更關心的是一臺新的iPhone，遠非中國工人的工作境況。”

　　該系列報道獲得2013年美國普利策新聞獎，部分解答了我們今天的疑惑，以及經(jīng)濟全球化的秘密。

　　社會運作成本上揚

　　2015年1月27日，路透社發(fā)佈消息稱，富士康科技集團表示將縮編公司龐大的員工隊伍，因其面臨營收增長下滑和中國內地工資上漲。

　　常凱認為，富士康現(xiàn)象背後表露出的是跨國公司全球産業(yè)佈局和中國産業(yè)轉型問題。“資本向低成本勞動力市場流動是趨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是不是要比別人把工資壓的更低才是一個選擇？那也可以嘗試一下，但有個條件，就是工人能不能接受。但是工人可能接受嗎？不接受，就是勞資衝突的發(fā)生。這就是我們轉型升級的問題。如果不解決，我們將來付出的的政府管理、社會運作成本會更大”。

　　資料顯示，2013年富士康進出口總額佔中國大陸進出口總額的5%，旗下14家公司入榜中國出口200強。富士康的成功證明了中國在世界的崛起，也證明了出口導向模式的創(chuàng)收能力。中國市場的廉價農(nóng)村勞動力曾帶給富士康耀眼的競爭優(yōu)勢，但現(xiàn)在，新一代年輕工人是否還願意接受“廉價的農(nóng)村勞動力”，已是一個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