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郭美美事件”引發(fā)了公眾對中國紅十字會公信力、透明度的非議。隨後，對公益組織的質疑事件層出不窮。從李亞鵬的嫣然天使基金到崔永元的公益事業(yè)，再到對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壹基金）蘆山地震捐款使用速度的質疑，公眾的注意力一次次被吸引到公益行業(yè)，越來越多的質疑對準了慈善組織。

　　日前，在由鳳凰公益頻道和安平公共傳播基金聯(lián)合舉辦的正益論沙龍現(xiàn)場，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法天突然質疑壹基金賬目管理混亂、涉及利益輸送，追問“錢去哪兒了”。

　　現(xiàn)場並無壹基金的工作人員回答，但在參加沙龍的專家看來，判斷利益輸送時，要看相關方是否有關聯(lián)性、交易是否必然發(fā)生、利益相關方在公益慈善組織決策過程中是否回避。

　　如何看待管理費問題

　　公益慈善組織圈子裏有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從2011年開始，每年都有公益組織被質疑，大家都在猜，誰會是下一個被質疑者。

　　在希望工程發(fā)起人、中國慈善聯(lián)合會副會長徐永光看來，公眾對慈善組織的質疑可以分為四種。第一是對公益組織違反法律的質疑；第二是對公益組織違反行業(yè)規(guī)定的質疑；第三是對公益組織突破道德底線的質疑；第四是對公益組織一些做法持不同意見。這四種質疑程度依次遞減，“往往第一種質疑最強烈”。

　　徐永光舉了個例子，《基金會管理條例》中規(guī)定，基金會從捐贈資金中列支的管理費用不得超過10%。“一些人並不能理解基金會為啥要拿走10%的管理費，這不是雁過拔毛嗎？我們的捐款怎麼不能全都用在受助人的身上呢？”徐永光説，“其實這涉及到對於一些公益常識的理解。”

　　中國扶貧基金會有個很知名的公益項目——愛心包裹，捐款人捐100元，項目組織者將給貧困地區(qū)和災區(qū)的小學生買一個書包。書包裏有作業(yè)本、彩筆、鉛筆等夠孩子們使用一年的學習用品。這個書包在採購、郵寄等中間環(huán)節(jié)，大約需要消耗掉20元，相當於捐款人捐出的100元裏的20%，作為管理費支出，這是剛性的、必須要産生的費用。但是，如果孩子們自己在市場上購買這些學習用品，可能需要花180元。

　　“也就是説，100元捐款在整個流程中消耗掉了20%，但是孩子們拿到的書包裏的學習用品價值180元。運用公益慈善組織專業(yè)的操作方法，規(guī)模化地發(fā)放這些包裹，提升了慈善資源的利用效率，合理地提取管理費用並非是一些公眾理解的挪用善款。”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一直以來的觀點是，一些公眾不太了解一些公益慈善的基本常識，導致只要有人質疑公益慈善組織，馬上就能“一呼百應”。

　　王振耀説，比如4月底壹基金被指“受捐多、花錢拖”的問題，主要與民眾不了解救災捐贈的花錢進度有關。2008年之後，按照有關部門的要求，基金會必須引進新的財會制度。根據(jù)捐款不同，有兩塊項目分得很清楚，一個叫“限定性捐贈”，一個叫“非限定性捐贈”，過去叫“定向”和“不定向”。

　　所謂“限定性捐贈”，就是根據(jù)捐贈者的意願，一年可能花100%，也可能只花1%，但一般不可能一年就把錢全部花出去。

　　從操作層面上講，“非限定性捐贈”往往受《基金會條例》管理多一些，即“公募基金會每年用於從事章程規(guī)定的公益事業(yè)支出，不得低於上一年總收入的70%”，而“限定性捐贈”往往受《公益事業(yè)捐贈法》管理多一些，遵守的是全世界通用的“尊重捐贈人意願”原則。

　　“道德綁架”、以權謀捐令人擔憂

　　“公益這個領域很有意思，似乎每個人都可以進入，每個人都可以講上幾句，發(fā)表自己的觀點、意見，也有一些人通過這樣的參與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我們發(fā)現(xiàn)，質疑公益慈善組織的代價特別小。”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説。

　　2011年中國紅十字會“郭美美事件”發(fā)生後，徐永光就在很多場合呼籲，公眾不要對公益慈善組織進行“道德綁架”。

　　“不少人認為，公益組織既然是非營利的，你們就應該做苦行僧，拿很低的薪酬，這種道德綁架讓這個行業(yè)發(fā)展非常困難。”徐永光説，“吸引人才就應該付出與之貢獻相適應的報酬，但是社會道德綁架讓公益組織很難吸引到人才，這是應該糾正的。”

　　慈善組織頻遭質疑也有自身原因。慈善部門吸引資源不像政府一樣具有行政手段，也沒有市場的激勵機制，它依靠組織本身的品格魅力，所以有一些公益組織不斷宣傳自己零成本運作，以此來贏得公眾的支援；有一些組織宣傳自己如何關心受益人，于無形中提高了從業(yè)人員的道德水準，這又符合了公眾的期待，給慈善行業(yè)戴上光環(huán)。“這樣，行業(yè)一旦出現(xiàn)某些不好的事情，公眾就會變得很憤怒。特別是突然發(fā)現(xiàn)慈善行業(yè)有道德瑕疵的時候，公眾的憤怒可能會更強烈，因為覺得美好的詞彙都被它玷污了，這是符合心理學的。”金錦萍説。

　　徐永光同意這種觀點，“公益行業(yè)被視為最後一塊凈土，公眾的期望值很高，甚至會苛求。做公益就得要喝西北風，不需要工資，這是不現(xiàn)實的。真如此，這個行業(yè)會讓大多數(shù)人望而卻步。沒有專業(yè)人才，缺乏專業(yè)化運作，這個行業(yè)是不可能發(fā)展的。”

　　對於在道德方面的質疑，徐永光認為，應該給公眾一個交代，告訴他們哪些質疑是對的，哪些質疑是錯的。“我覺得目前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有些質疑是錯的，大家並不知道；有些質疑是對的，但缺乏最後的交代。這樣的話就變得良莠不分，到底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公眾並不清楚。”在徐永光看來，質疑是常態(tài)，一直都會有，關鍵是有了質疑以後該怎麼辦。

　　徐永光表示，目前我國公益慈善行業(yè)本身存在的問題也是其頻遭質疑的導火索。“我國公益慈善行業(yè)發(fā)展了30多年，一開始有很強的政府背景，後來慢慢開放空間，建立了一些政府背景逐漸弱化的基金會、慈善會，公眾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這本是公益慈善逐步走向民間化、回歸民間的一大進步。”徐永光説，“但在這個過程中，有些時候是倒退的。”他提到了“以權謀捐”的問題——“慈善風暴”颳起，一些地方政府用權力把慈善資源拿到自己手裏。這成了政府的‘第二稅源’，這叫‘苛捐雜稅’”。一些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刮“慈善風暴”，向企業(yè)和個人強行攤派捐款的做法，是對慈善事業(yè)的破壞。

　　徐永光舉了個例子，某省的一個縣，2010年春節(jié)，縣黨、政、人大、政協(xié)四套班子齊出動，趁著年關給煤老闆設宴，一舉拿下“捐款”13億元。“經(jīng)驗”傳到鄰近的縣裏，即升級為“百億慈善公益金計劃”。鄰縣也有一批身家上億元的煤老闆。縣委、縣政府稱：本縣的現(xiàn)狀是財政富老百姓不富，少數(shù)人富多數(shù)人不富，有資源的鄉(xiāng)鎮(zhèn)富黃河沿岸仍不富。必須有“共用式發(fā)展”思路。於是，縣委、縣政府發(fā)出了《醫(yī)療衛(wèi)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三大慈善公益金籌集倡議書》，並成立“公益金籌集運作領導小組”，縣委書記、縣長和39位黨政部門一把手分別出任組長、副組長和成員，目標是在“十二五”期間募集“三大慈善公益金”100億元。

　　“這種以權謀捐從本質上講，是公權力對於私人財産權的侵犯，它綁架民意傷害愛心，這種慈善亂像是官民不分的慈善體系惹的禍。”徐永光表示，這一頑疾也讓公眾對慈善産生距離感和不信任感。”

　　一旦政府、企業(yè)或者公益慈善組織在面臨某種危機時，公眾容易陷入一種非理性狀態(tài)。“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沒有建立起信任。當面對質疑的時候，很多組織要告訴公眾真相，但是問題是公益組織口中的真相，公眾相不相信。”關鍵點傳播集團董事長、危機管理專家遊昌喬表示，“建立信任非常關鍵。怎麼建立信任，就是把我們的品牌形象塑造好，把公益最好的那一面展現(xiàn)出來，但不能過度包裝作假。”

　　立法滯後於現(xiàn)實

　　當公益組織被“污名化”時，大多數(shù)當事人往往選擇了忽略，堅信民眾不會無理取鬧，至事情發(fā)展的態(tài)勢往往無法控制。

　　專家們都認為，對不同的質疑可以採取不同的回應方式。面對一個從理性、發(fā)展的角度提出的質疑，公益組織可以坦誠地交流；如果是惡意誹謗，應該走法律程式。

　　但公益人面對一些無理質疑時，總是認為清者自清。為什麼不走法律程式，起訴向慈善組織“潑污水”的人？這是很多人的疑問，從事公益制度、法律研究的金錦萍認為，一方面走司法程式會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成本；另一方面，一旦進入司法程式會使公益組織長期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成為是非漩渦。所以，危機公關的建議是不起訴。即便贏了官司，也可能輸了民心。

　　“法律程式的成本很高，我們能不能有一種替代性的程式？不走司法程式走仲裁可不可以？公益慈善領域能不能有自己行業(yè)的仲裁機制？”金錦萍建議。

　　一些公益組織面對質疑時，把自己放在道德制高點，認為做公益、行善不應該、不可能受到質疑。

　　“我從事這個行業(yè)25年，沒有這種‘道德優(yōu)越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道德憂鬱感’，一種道德憂患。”徐永光説，“如果是道德上面出問題，捐款人每人一個吐沫星子都會把我們淹死，所以做公募的機構真的是在天堂和地獄之間走綱絲。一些公益人自己用道德優(yōu)越感來做事情是不會做好的。”

　　“對於一個行業(yè)過分苛求是會毀掉這個行業(yè)的。公益行業(yè)是社會的一部分，它一定會有問題。但我們有一些文化、觀念、情緒，不利於這個行業(yè)的發(fā)展。”徐永光説。

　　王振耀則主張要加強針對公益慈善組織的法律服務，對於公益機構，社會有質疑的權利，但質疑是有度的，一旦涉及“貪污”，是要上升到法律層面的。國外有公益律師，出現(xiàn)這種情況，他們會立即質疑、起訴，而我國沒有法律服務鏈條。

　　王振耀説，“近十年來，公益慈善事業(yè)發(fā)展相當快，很多法律、制度需要作調整，比如《基金會管理條例》在2004年做過一次修改，那時候像汶川、蘆山地震那樣的大災捐贈還沒有發(fā)生。當時，大家主要想的是小額捐贈，很快發(fā)完就行了，現(xiàn)在的《基金會管理條例》遠遠不能適應現(xiàn)實需要，立法工作滯後於現(xiàn)實改革。

　　“關於70%的規(guī)定（公募基金會每年用於從事章程規(guī)定的公益事業(yè)支出，不得低於上一年總收入的70%）一定要改，表達要更準確些。70%的規(guī)定，是與尊重捐贈者意願相違背的，讓公益機構根本無法操作，當務之急就是先把這一條修改了。如果不改，非常尷尬，很多基金會的做法都是違法的。”

　　(記者 王亦君 楊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