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記者調查北京、廣州群租房發(fā)現(xiàn)，雖然群租單價略低，但房東和仲介獲得利益更大

　　編者按

　　23年前，潘美辰在舞臺上淡淡地唱著：“我想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多年以後，對於漂在北京的很多人，“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家”反而成了被禁止的理由。

　　7月18日，北京住建委、規(guī)劃委、公安局、衛(wèi)生局等部門聯(lián)合發(fā)佈通知，規(guī)定出租房每人平均居住面積不得低於5平方米，單個房間不得超2人，不得分割出租(詳見本報19日報道)。這一政策的出臺引發(fā)了公眾對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群租房這一現(xiàn)象的關注。近日，羊城晚報記者走訪了北京、廣州多所群租房集中區(qū)域，以期展示一幅真實的群租房生活景象。

　　在北京，群租屋遍佈各個城區(qū)。從西四環(huán)的“世紀城”、到西南三環(huán)的六里橋、再到在號稱“亞洲最大居住區(qū)”的天通苑，群租房無處不在，而且正在快速蔓延。住在這裡的人，大多是附近飯館、美容店的員工，或者是一些復習考研的學生。他們“蝸居”在這裡，在一個勉強可以安身的地方追逐著他們的夢想。但是，群租房居住人口過多，而且多數(shù)被私自改造過，不符合安全標準，一旦發(fā)生火災等危險，人員難以迅速逃生。

　　同樣，對於社區(qū)居民來説，群租房也是一個不小的麻煩。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教師許穎將樓上的群租房主告上法庭，控告樓上群租房衛(wèi)生間排出的污水全部流到樓下，導致其家庭財産遭受重大損失，被稱為“北京群租第一案”。6年過去了，群租房的問題依然存在著。租房者抱怨房價高，居住條件差。社區(qū)居民也是苦不堪言，漏水、損壞房屋的現(xiàn)象時常發(fā)生，眾多的租住人口也影響了他們正常的生活學習。

　　其實，群租房真正的受益者還是仲介公司。有受訪者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小區(qū)180平方米的屋子整體出租價一個月在5000元左右，但是租房仲介可通過一個月600元、700元不等的床位出租，一間屋子住上20人，房租遠遠超過1萬元，正是這樣的利益導致群租房現(xiàn)象屢禁不絕。

　　(余姝 石珊珊 劉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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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靜(實習大學生)

　　“太擠了！”剛畢業(yè)不久的王靜(化名)回想起半年前自己實習期間住過的房子，仍然心有餘悸。

　　今年年初，王靜開始在北京一家報社實習。由於學校太遠，她想在實習單位附近租個房子暫住。以自己當時的經濟實力，只能在附近小區(qū)租個隔斷間。

　　簡單篩選之後，王靜最終以每個月950元的價格在知春路太月園小區(qū)租到了一個不足六平米的房間，再加水電費、衛(wèi)生費和上網費，一個月實際要付大概1200元。房東告訴王靜，因為當時正好是春節(jié)前租房淡季，才以這個價錢短租給她，否則是不可能的。

　　“這個房子原來應該是個三居室，用木板隔成了20間，每個房間門上都寫著號碼。一進房子大門，只有窄窄的一條路可以通到房間，”王靜回憶道，“房間有的是從臥室和客廳隔出來，還有從廚房隔出來的，房間上面就是粗粗的管子。”

　　王靜告訴記者，她住的那個房間長不足4米，寬1米多，剛夠容納一張單人床，床尾可以放一張小桌子。門口的空間只能站一個人，兩個人同時在屋裏時其中一個人必須得坐在床上。如此狹小的空間，身處其中很容易感覺到壓抑。王靜説那會兒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回去睡個覺，儘量不在屋裏待著。“不過我那個房間還有個窗戶，有的房間連窗戶都沒有，幾乎是完全封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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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強(小餐館廚師)

　　張強(化名)的老家在甘肅一個偏僻的小村莊裏，父親在他小時候去世了，母親一個人帶著他和哥哥。“日子很辛苦，我讀完初中就去學廚師了，我希望可以早點賺錢養(yǎng)家。”現(xiàn)在張強在一家飯店做廚師，每月收入三千多元。

　　在北京的幾年時間裏，他換過無數(shù)次住的地方，現(xiàn)在他和兩個朋友在劉家窯附近合租了一間地下室，但這裡離他上班的地方有一個多小時車程。而之所以把房子租在這麼遠的地方就是為了省錢，“現(xiàn)在這個已經好多了，我之前租的房子在首都機場附近，那才是真的遠。”每個月幾百塊錢的房費對張強來説並不是很重的負擔，但他還是能省就省，“我就在這兒睡個覺，住地下室倒是沒什麼，就是太潮濕了，覺得被子總是濕的。還有不管什麼時候，總有人在外面街上走來走去，我只能看到他們的腳。衛(wèi)生間也不好用，常常會堵，太臭了！”

　　張強對自己現(xiàn)在的情況挺滿意的，這個24歲的男生對未來也有他自己的打算，“我想在北京再幹幾年，等賺點錢就回老家自己開飯館。”而現(xiàn)在，他最大的願望就是今年過年回家跟女朋友結婚，“她是父母介紹的，現(xiàn)在在老家的飯店當服務員，等過完年我們就一起來北京打工。”談起女朋友，張強的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不過到時候就又得找房子了，不能再和朋友一起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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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華(考研大學生)

　　一年前，還沒畢業(yè)的林華(化名)一個人從成都來到了北京，帶著簡單的行李，她上路了。“我心裏始終有一個北大情結，我想來北京追尋我的夢想。”

　　“我的家在山東，父親是個木匠，母親在家務農，我還有弟弟妹妹，父母的負擔很重。”林華深知父母的辛苦，但經歷了今年的考研失敗後的她決定再戰(zhàn)一年。她不想給父母添負擔，“我用之前存的獎學金和兼職做家教賺的錢來交房費。”一年多的時間裏，她始終沒有開口向父母要過一分錢。現(xiàn)在她和三位舍友一起住在北大附近的一所居民樓裏，“就跟在學校一樣，大家住高低床，但真的很擠，四個人的時候都轉不過身來。而且房東不讓我們自己做飯，每天在外面吃飯得花掉好大一筆錢。”眼下她最發(fā)愁的事情就是如何能省下吃飯的錢，“我想從家裏帶一些可以儲藏很久的食物，這樣就不用去外面吃飯了。”

　　談起和舍友的關係，林華淡淡地説：“我們不怎麼交流，她們白天都去上班了，就我一個人。”多人共用衛(wèi)生間，也讓林華覺得很麻煩，但好在其他三個人起床較早，她不用每天花很多時間等著用衛(wèi)生間。四個人也會輪流安排值日，房間看上去很整齊。

　　回憶起當初來北京找房子的經歷，林華説自己還是比較幸運的。“我當時聽説北大附近有很多出租房，就在北大校園裏找了一些小廣告上的電話打了過去，結果都不適合。後來，我去附近的小區(qū)轉了轉，遇到了現(xiàn)在的房東。”林華説雖然現(xiàn)在自己住的條件很差，但是房費依然佔她每個月生活費的60%以上。當記者提到最近關於群租房的政策時，林華表示自己並不知道。“我希望政府可以規(guī)範一下租房市場，有很多人被租房仲介騙了錢”。

　　廣州出租屋20㎡擠進4對夫妻

　　羊城晚報記者 許琛 實習生 陽海軍 羅俊

　　北京新規(guī)禁止群租和分隔租房，一時眾説紛紜。某網站針對北京新規(guī)的調查顯示，37.8%的市民表示支援，認為群租人員混雜，存在安全隱患；但更多的市民則反對，認為可能導致房租上漲，對低收入者不利。

　　記者調查發(fā)現(xiàn)，收入低、買房難、租房難成為一些年輕人不得已選擇“群租”的一大原因。在廣州房價增幅領跑全國，流動人口增加至666萬的當下，龐大的市場需求讓“群租”和“房中房”現(xiàn)象勢愈演愈烈。

　　每人平均2㎡一住就十年

　　今年45歲的王如濤來自湖南，他在廣州做搬運工已經10年了，現(xiàn)和妻子住在海珠區(qū)鳳凰崗一個不到20平方米的出租屋裏。不過，這屋裏不單只有他們，還有另外3對夫妻，每人平均居住面積不到2.5平方米。

　　羊城晚報記者在現(xiàn)場看到，一個大房間被木板隔成了三個小房間，每個房間僅有4平方米左右。每間房子只能安放下一張床和一張桌子。為了擴寬生活空間，每間房子還特別做了一個閣樓。每到暑假，王如濤上大學的兒子都來廣州，便在閣樓上鋪開一張竹蓆，睡在閣樓上。

　　老王告訴記者，他搬進這間房子才一年多，但其他“鄰居”已經住了十多年了，一直沒有搬過。這個“集體宿舍”確實為群租者節(jié)省了許多開支，房租、水電費和上網費每月每人只要150元。不過，不便則更多，只有一間廚房、一個廁所，煮飯如廁都要排隊，“有時憋不住的人只好到飛奔到樓下，”老王略帶羞澀地説，“房間小，隔斷又是一片薄薄的木板，有什麼聲音大家都聽得清清楚楚的，有時也不免尷尬。根本談不上私密性，更別談什麼私生活了。”

　　飯後無事聚在出租屋的大廳一起聊聊天，是讓老王最愜意的事情。但記者注意到，這個被老王稱作的大廳，其實是一個窄窄的過道。“大廳”正中央，擺著一張小桌子，桌子上只能放下一臺21寸的電視機，“由於過道小，人多的時候，甚至要坐到門外面。”老王説。

　　棠下村一齣租屋仲介告訴記者，城中村住的大部分是外來打工的人，因為要節(jié)省開支，所以有很多的人會選擇合租，有的出租屋會被工廠方租來當工人宿舍，不少在附近做服裝紡織的工人就住在這裡，一間60平米的房子最多也住過10個人。

　　“不止是農民工會選擇群租，不少剛工作的小白領都會這樣做。”客村一名出租屋房東説，對租客的資訊不會過多干涉，“因為出租屋都是按照整間房子出租的，對於裏面住多少人，我們不好過問”。

　　小區(qū)房中房屢禁不絕

　　除了城中村出租屋，廣州的不少小區(qū)還存在房中房現(xiàn)象，也就是北京新規(guī)中提到的分隔出租。

　　事實上，從2009年開始，廣州就颳起一場整治“房中房”的風暴。僅天河一區(qū)，就摸查到區(qū)內有1000多套“房中房”，當年清理了600多套，“房中房”主要集中在天河南、林和、石牌三個街道，這類“房中房”最嚴重的是在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裏住了20多個人。不過，由於龐大的市場需求，這一現(xiàn)象屢禁不絕。

　　羊城晚報去年2月就曾報道了位於寺右新馬路104號的豐×大廈，春節(jié)前曾因業(yè)主改建3個“房中房”，串聯(lián)用電引發(fā)大火。據透露，豐×大廈很多業(yè)主都曾通過改造“房中房”，再出租獲利。

　　記者走訪市內各大房屋仲介都不難發(fā)現(xiàn)“房中房”的身影。只要租客對租金過高表示疑慮，仲介通常會隱晦地問：“套間分隔的房子租不租？”

　　某小區(qū)物管人員表示，雖然物業(yè)公司在收到業(yè)主的“房中房”裝修申請時都不會批準，但如果業(yè)主強行裝修，公司也只能“睜只眼閉只眼”，因為公司總不能把業(yè)主和裝修工人趕走。

　　天河區(qū)天河南街道辦出租屋管理中心工作人員表示，由於人員有限，目前只能舉報一套拆一套，而且還要走很長一段時間的程式。“經相關部門鑒定為‘房中房’後，會先發(fā)函通知屋主自行拆毀，否則會請承租人搬出該住宅單位後，再由多個執(zhí)法部門聯(lián)合到府拆毀”。

　　專家意見

　　廣州尚無相關法規(guī)

　　住建部早在2010年就發(fā)佈了新版《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法》，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對市場中將房屋分拆、隔斷“化整為零”的群租行為明令禁止，打隔斷出租最高將罰3萬元。

　　廣東大同律師事務所主任朱永平稱，在廣州這方面的法規(guī)幾乎是空白，導致執(zhí)法時會遭遇尷尬局面。然而群租的危害性非常大，如果遇到火災、煤氣漏氣，容易導致群死群傷。吸毒的現(xiàn)象也會增多，社會治安也難保證。朱永平建議，希望廣州也能參照北京，完善相關方面的法律法規(guī)。

　　此外，朱永平認為，“房中房”的危害性更大一些，一是加重了樓層的重量；二是改變了樓層原有的規(guī)劃和結構；三是容易造成社會治安的安全隱患。所以，“房中房”的現(xiàn)象不能擱置。

　　如果加大對群租和房中房的懲治力度，有市民擔心，房租必然上漲，低收入群體又如何安身呢？朱永平認為，這些顧慮不能作為理由，否則只會縱容社會的危害性。同時政府也應考慮到其引發(fā)的連鎖反應，做好應對的準備。

　　(許琛 陽海軍 羅俊)

　　上海去年就已禁群租

　　早在去年4月，上海就出臺新規(guī)界定並禁止群租，並將上海關於“群租”的認定從原先對每人平均建築、使用面積的考量，過渡到每人平均承租的居住面積來。

　　上海規(guī)定，業(yè)主不得將原始設計的居住房間再分隔、搭建並按分隔間或按床位出租，不得將廚房、衛(wèi)生間、陽臺和地下儲藏室出租供人員居住，承租的每人平均居住面積不得低於5平方米。

　　(許琛 陽海軍 羅俊)

　　僅靠“懶政”通知難解“蟻族”之憂

　　北京乃至全國在房屋出租市場上的亂象已非一日之寒，僅靠在實施中淪為“空文”的幾則規(guī)定、通知，難以遏制相關問題。解決問題之道，還在於有關地方政府要走出靠發(fā)通知、制規(guī)定的“懶政”思維，明確責任、嚴格執(zhí)法、一抓到底，在群眾中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

　　輿論綜合市場反應，普遍認為北京這個《通知》難以達到解決“群租”問題的目的，理由有三：

　　一是龐大的需求市場。“群租之所以出現(xiàn)，是因為有龐大的中低收入的進京非常住人口的存在，而5平方米帶來的租金壓力他們或難以承受。”一名房産公司仲介人員説。

　　二是房東和仲介等市場主體逐利的本質。“政府如果限定為不低於5平方米，那麼要麼我提高房租要麼就不執(zhí)行，否則我收不到現(xiàn)在‘群租’所獲得的收益。”一名房東説，“現(xiàn)在大家都在觀望，隔成一兩個平方米出租的不少房主也並沒有打算重新裝修。”

　　三是監(jiān)管難以保證。“政府下類似的通知不是一次兩次了，但每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恐怕現(xiàn)在政府連全北京到底有多少房屋在出租都不了解，它怎麼能管得到每個房東？即便管到了，那恐怕也得猴年馬月了吧！”一名物業(yè)公司人員説。

　　根據記者的觀察和調查，北京市目前的房屋出租市場幾乎是個沒有監(jiān)管的“真空地帶”，一直是房東、仲介、房客三者之間的“遊戲”。

　　事實上，北京市曾于2007年通過了《北京市房屋租賃管理若干規(guī)定》，並自2008年1月日起正式實施的。但實施5年多以來，這個規(guī)定似乎已經淪為一紙空文。

　　比如，《規(guī)定》明確出租房屋要實行“出租登記”制度，要求出租人自與承租人訂立房屋租賃合同之日起7日內，到房屋所在地的基層管理服務站辦理房屋出租登記手續(xù)，並填報相關內容。然而，記者詢問了幾名最近有出租房屋經歷的北京房主，他們不僅表示不知道這個規(guī)定，而且也根本沒有到任何部門進行過登記。

　　在北京市的相關規(guī)定中，針對房屋出租的管理所涉及的部門不下10個，公安機關、建設(房屋)行政部門、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民防行政部門、衛(wèi)生、人口計生、規(guī)劃、稅務、國家安全和城市管理綜合執(zhí)法等行政部門，都有各自職責。

　　有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學者對記者指出，用通知、規(guī)定的形式去解決複雜的市場問題，而且在實際中執(zhí)行缺位，是一種典型的“懶政”思維，最大的可能就是搞一兩次集中檢查後抓一兩個“倒楣鬼”了事。

　　此間輿論認為，無論是北京還是全國其他地方，要解決“群租”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要下大力氣解決好廉租房的建設和分配問題，從源頭上消除“群租”的市場需求。

　　北京市安諾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巖認為：“‘群租’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根本原因是房租太高，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其他都是舍本逐末。”

　　北京大學房地産法研究中心主任樓建波表示，“群租”人口只有到其他“房租洼地”才能緩解房租壓力，前提是這些地方要有良好完善的交通配套設施。政府也應該注重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共同打造良好的房屋租賃環(huán)境。(據新華社)

[責任編輯： 雍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