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駿繪（新華社發(fā)）

　　最近，有公務員表示“收入不高、經常加班、還被外界誤解，想辭職”。這一説法經報道後立刻被指責是“體制內”人員在“裝窮”“撒嬌”。

　　從20年前政府官員下海潮，到如今外企白領也盼望捧上“鐵飯碗”；從體制外人員對“體制內”的嚮往與羨慕，到社會上對“體制內”的貶損與批判……“體制內”，這一承載著豐富內涵的“標簽”背後，到底映照出怎樣的社會現實？“體制內”又會何去何從？

　　■誰在“體制內”？

　　政府機關最典型，事業(yè)單位處於中間狀態(tài)，國有企業(yè)處於最週邊

　　“體制內”，人們常常提起；到底什麼是“體制內”，卻少有人仔細審視。

　　“體制內人員，主要是指財政供養(yǎng)人員，包括公務員，參照公務員管理的人員，科研、教育、衛(wèi)生、文化等行政性事業(yè)單位工作人員。此外還有部分國企高管。”上海東華大學經濟發(fā)展與合作研究所所長嚴誠忠説。

　　“體制內”的概念肇始於改革開放。

　　改革前，絕大部分擁有城鎮(zhèn)戶口的人都在體制內。那時，城鎮(zhèn)就業(yè)人員都有“單位”，單位既是一個經濟組織，也是國家政治體系的基層組織，同時承擔了從“吃喝拉撒睡”到“辦追悼會”在內的廣泛社會職能。嚴誠忠回憶道，當時並非完全沒有“體制外”，“比如集體企業(yè)的臨時工、民辦教師等，只不過佔比很小。”

　　改革開放之後，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體制走向瓦解，“體制內”佔據空間越來越小。有專家認為，如今的“體制內”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政府最為典型，處於核心圈，事業(yè)單位處於中間狀態(tài)，而國有企業(yè)則處於最週邊。

　　進入新世紀，國企改革不斷深入，“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大量國企職工被推向“體制外”。“目前留在體制內的企業(yè)主要是一些公共事業(yè)領域、資源壟斷領域的國有企業(yè)。”嚴誠忠説。在這些國企中，比較特殊的群體是國企高管。某大型國有商業(yè)銀行工作的肖先生告訴記者，在他們銀行，總行事業(yè)部的經理，以及各省市分行的行長層級以上的領導，還保留著行政級別，屬於“體制內”，下面的員工則屬於“體制外”。

　　隨著事業(yè)單位改革推進，一些整體上屬於“體制內”的單位，也漸漸塗抹上“體制外”色彩。李樺在一家電視臺工作近20年，她介紹説，“臺裏眾多員工，有編制內的，也有編制外的，編制外的又分為臺聘、部聘、頻道聘多個等級，不能簡單地説我們臺裏的員工是體制外還是體制內。”據了解，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事業(yè)單位，行政機關的司機、保安、保潔等後勤崗位也逐漸從“體制內”剝離出來，有的還採取了勞務派遣的用工形式。

　　目前，我國有公務員約700多萬人、事業(yè)單位員工3000多萬人。從數量上看，“體制內”已絕對是少數。

　　■“體制內”魅力何在？

　　工作穩(wěn)定、福利優(yōu)厚、社會地位高

　　2014年國家公務員考試，職位只有1.9萬多個，報考人數卻達到了111.9萬人。“體制內”到底蘊藏著怎樣的魅力？

　　5年前，李想作為應屆畢業(yè)生，考入北京市某區(qū)機關，成為一名體制內公務員。5年間，不少在民企、外企工作的同學已經換了好幾份工作，李想卻從未動過跳槽的念想，“雖説不能大富大貴，但至少工作穩(wěn)定，論資排輩總能看到奔頭；除非犯大錯誤，一般不會被辭退。”2011年，《公務員法》實施五週年的統(tǒng)計顯示，當時全國600多萬公務員，5年總共辭退了4778名，辭退率0.08%。

　　與大學同學比，李想的薪水並不算高，如今當上科長，月工資6000多元，與多數同學過萬的收入相去甚遠。不過，李想覺得，在福利待遇方面，公務員還是有不少優(yōu)勢：雖説福利分房遙不可期，但區(qū)裏有宿舍，三室一廳，一人一間，免收房租，“省下了2000多元月租，想住就能一直住下去”；吃飯也不怎麼用自己花錢，單位的餐補打到飯卡裏，一天三頓都能在食堂解決。

　　“在北京當公務員，戶口問題輕而易舉就解決了，將來孩子上學也方便找人辦事。”李想告訴記者，雖然公務員的賬面工資和隱性收入加起來後，仍與體制外有所差距，但在戶口、醫(yī)療、教育等方面確實也有不少更優(yōu)厚的待遇，“再者，社會地位也高，每逢過年回家，縣城裏總有些人想跟你拉拉近乎，指望將來能幫他們辦事。”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認為，“體制內的優(yōu)勢，更多表現出的是工作的穩(wěn)定性、福利的優(yōu)厚性、社會的主導性；與之相應，體制外更多表現出靈活性，伴隨而來的還有風險性、低福利性，以及對社會或所在單位的影響力弱。”

　　“體制內”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吸引力，嚴誠忠認為，一定程度上也來自於社會上的“求穩(wěn)”心態(tài)。當前，基層的財政供養(yǎng)人員主體是教師和醫(yī)生，雖然沒有太多權力和特殊待遇，但能滿足“求穩(wěn)”心態(tài)。“很多家庭都是獨生子女，經濟條件也還説得過去，不僅父母希望能規(guī)避風險，就連孩子個人也都渴望穩(wěn)定。”

　　■“體制內”緣何被污名化？

　　特殊利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硬幣的一面，是許多家庭、個人對“體制內”的追逐與嚮往；另一面，則是社會上不少體制外人士對“體制內”的貶損與批判。

　　今年1月，一份湖南省冷水江市的財政統(tǒng)發(fā)工資人員收入清單意外曝光，引發(fā)圍觀。不少網友在驚嘆公務員工資如此之低的同時，也提出質疑，“你們體制內不是還有好多灰色收入麼？並不值得同情！”

　　在一些專家看來，“體制內”已出現標簽化、污名化的趨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與公眾認知的習慣有關。正如鄭功成所説，一些人對不太了解的領域，不會區(qū)別到具體的對象，而是會把某個負面案例加在一個群體上。嚴誠忠也表示，這些年“體制內”的確出現了不少以權謀私的反面典型，社會上對這種行為“推而廣之”地理解也屬正常。

　　對旁人這種標簽化的認知，李想覺得委屈，“都是‘體制內’，也分‘肥差’和‘清水衙門’，尤其是基層公務員，權力不大，尋租空間更是有限，需要區(qū)別對待。”

　　對“體制內”的“污名化”，更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體制差別所造成的不公平。“我們國家的財富、收入、資源的分配，過去一直是先考慮體制內，再考慮體制外。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提了不止20年，但是真正按照市場機制來分配資源和財富才剛剛開始。”嚴誠忠認為，這就使得體制內能為“自己人”提供許多體制外無法獲取的資源。

　　“很多人之所以把‘體制內’作為貶義詞，是因為體制內還遺留著計劃經濟時代的一些痕跡，是對特殊利益的一種維護。”鄭功成舉例説，機關事業(yè)單位的退休金制度，是一種相對優(yōu)厚的養(yǎng)老制度，比城鎮(zhèn)職工的養(yǎng)老保險待遇要高不少。“隱藏在體制背後的根本問題還是利益與機會的不平等。”鄭功成認為，如今體制內相比體制外仍然處於優(yōu)勢地位，造成了福利待遇的不平等，有損社會公正，“我們不應當排除部分公務員也應該漲漲工資、改善待遇，但跟普通老百姓相比，公務員手中的社會資源肯定要更為優(yōu)厚一些，這是一個客觀事實。”

　　■“體制內”何去何從？

　　期待暢通流動渠道，打破體制壁壘

　　今年3月，南昌高新區(qū)管委會在江西率先啟動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明確今後補充工作人員，一律實行編外聘用。類似這樣的聘任制改革，在廣東、上海等地也已開始嘗試，其目的就是打破“體制內”的終身就業(yè)制。不過，這些改革大多是針對“增量”，不觸動“老人”利益。

　　“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社會，不應該把人分成體制內和體制外，應該像消除城鄉(xiāng)戶籍身份標識一樣，儘快消除體制內外的身份標簽。”對於體制改革的目標，鄭功成的設想是：打破體制內與體制外之間的壁壘，促使內外雙向流動，逐漸消除體制內外的權益不平等、機會不公平現象。

　　2012年，李想所在區(qū)對公務員的醫(yī)療保障制度進行改革。“原來是公費醫(yī)療，家裏缺啥藥就去醫(yī)務室拿。後來改成了繳納醫(yī)療保險，報銷比例跟城鎮(zhèn)職工差別不大。”最近兩年，隨著對公款消費的嚴格管控，公務員的隱性福利被削去不少。“今年兩會上還説要啟動機關事業(yè)單位和企業(yè)職工養(yǎng)老保險並軌，‘體制內’真沒什麼特別的了。”

　　那麼，通過哪些具體的舉措才能到達改革的彼岸呢？對此，鄭功成認為：一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消除計劃經濟遺留的體制性障礙。比如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等必須打破，一個單位絕不應當將勞動者分為不同等級。另一方面要切實解決不平等問題，保障機會公平。主要是落實同工同酬和實現養(yǎng)老、醫(yī)療、職業(yè)福利權益的平等化及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特別是要打破所謂編制的約束，讓所有人都能夠憑著自己的努力與貢獻有正常升遷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