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南京7月5日電（記者　申冉）5日，日軍“慰安婦”問題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舉行。來自韓國、日本、印度尼西亞、中國臺灣和中國大陸的歷史專家近30人在會上進行了深入討論。據最新研究成果顯示，二戰(zhàn)期間日軍開辦的為日本軍隊服務的“慰安所”數量驚人，規(guī)模遠超此前學界掌握的數據。

　　在當天的研討會上，公佈了一批中韓兩國新發(fā)現的“慰安婦”資料及研究成果。其中，浙江省金華市檔案館館藏的一份戰(zhàn)時檔案——《金華雞林會會則及名簿》（下文簡稱《名簿》），經過專家翻譯解讀，成為了二戰(zhàn)期間日軍大規(guī)模建立“慰安所”、強徵“慰安婦”、實施“慰安婦”制度的重要鐵證。

　　據浙江省金華市檔案局（館）長陳艷艷介紹，該館從館藏民國檔案中找到了這7份與慰安婦相關的檔案，受到了史學界關注。“尤其是《名簿》，這是一份由金華縣官員陳斌福于1945年1月16日呈文給當時金華縣長蔣一鳴的官方承認文件。在這份《名簿》中，詳細記錄了有姓名、年齡、籍貫、住址、職業(yè)的人員210人，其中恰恰隱藏了日軍建立性奴隸制度的資訊。”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館長蘇智良告訴記者，“‘雞林’是古代新羅國的國號，當時的朝鮮人同鄉(xiāng)會多以‘雞林’為名。對該文件的剖析可對戰(zhàn)爭後期金華地區(qū)的朝鮮人概況，尤其是《名薄》所載的日軍慰安所分佈狀況有清晰認識。”

　　在這份名簿上，記者看到約百餘位年齡在“二十歲”上下的、朝鮮女性姓名的會員名錄，職業(yè)均未註明，這些人員的居住地則與一些職業(yè)明確寫著“慰安所主”或者“菊水主”“金泉館主”等別稱的人員所居住處地址相同。

　　“這些女性與慰安所所主的從屬關係，是十分清楚的。”蘇智良解釋，這部分沒有標明職業(yè)的女性，可以認定為是慰安所裏的“慰安婦”。

　　蘇智良注意到，這份《名簿》中推斷為“慰安婦”的人數高達135人，佔當時身處金華的雞林會朝鮮人的64%；而根據《名簿》資訊，金華地區(qū)的朝鮮“慰安婦”慰安所數量已經多達10個，這個數字還沒有算上中國“慰安婦”慰安所，“僅在金華這樣一個民國時期的小城裏，日軍所建的‘慰安所’規(guī)模和‘慰安婦’人數就很驚人了。那麼從全國乃至於整個東亞地區(qū)來看，這個比例遠超此前學界所掌握的數據。”

　　韓國成均館大學教授李信澈在會上表示，在韓國國內也陸續(xù)發(fā)現了很多類似的名錄，包括在泰國去年也發(fā)現了200多名“慰安婦”的名單，這些歷史資料非常重要，是二戰(zhàn)期間日本軍隊在東亞地區(qū)所犯罪行的鐵證。“日本政府銷毀了很多二戰(zhàn)期間的罪證資料，現在他們認為沒有證據證明‘慰安婦’這段罪惡歷史，而通過東亞各國的陸續(xù)發(fā)現和研究，將積累更多明晰的文本證據支援學界的研究，證實日軍的罪行。”

　　李信澈認為，除了更多地挖掘史料，目前更迫切的是收集更多“慰安婦”受害者的“人證”，“這是讓‘慰安婦’恢復名譽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我們應和受害者一起努力，讓日本政府儘快承認這段罪惡歷史。”

　　蘇智良也坦言，目前中國大陸地區(qū)“慰安婦”受害倖存者僅剩下15位尚在人世，僅今年上半年就去世了4位，“留給我們記錄受害證詞的時間非常緊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