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荏苒，傅雷先生已經離開我們五十年了。五十年的時間可以改變很多事情，但未能改變的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在今天依然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他所寫就的家書和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仍為讀者所喜愛，就證明了這一點。

　　在其翻譯生涯中，傅雷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譯作，如《名人傳》《約翰·克利斯朵夫》等，至今它們仍然是眾多讀者的首選譯本。以這些譯作與其翻譯觀為主體，傅雷構建起一個宏大的翻譯世界。這個世界也成為研究者持續(xù)探索的對象，角度各有不同的相關著作屢見，而許鈞、宋學智和胡安江近著《傅雷翻譯研究》無疑把對這個世界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傅雷在弱冠之年遠渡重洋，前往法國留學。在法期間，傅雷以藝術為其學業(yè)方向，意圖用西方的藝術來改變國人的精神，從而促成整個國家的新生。然而歸國之後，由於性格剛直，面對社會的“陰霾”不肯妥協(xié)，他最終選擇閉門譯書，由此開始了貫穿其一生的翻譯事業(yè)。在之後的三十餘年中，雖經世事變化，傅雷始終有自己秉持的原則，那就是翻譯要與時代相合，發(fā)揮推動社會前進之作用。

　　1934年，傅雷致信羅曼·羅蘭，談及自己翻譯其《名人傳》的想法。在當時中國動蕩的背景下，他認為民眾“顧精神平穩(wěn)由之失卻，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於麻痹而無所作為”，亟待拯救，而貝多芬“莊嚴之面目，不可搖撼之意志，無窮無竭之勇氣”，彌蓋朗琪羅“意志與才力不稱”之悲劇，托爾斯泰之“不抵抗主義”，均可引發(fā)民眾之深思與自省，獲取“莫大啟示”。稍後，1936年至1941年，傅雷又翻譯了《約翰·克利斯朵夫》。其間，中國的形勢絲毫不見好轉，反而因日本的侵略而陷入更大的困境。面對如此國情，傅雷選譯此書，併為之付出大量心血。在該書“譯者獻辭”中，他説：“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而在第二卷的“譯者弁言”中，他對主人公克利斯朵夫作了深入剖析，認為這一人物擁有質樸的精神和英雄的意志，其成長經歷了自強不息、不斷奮鬥的過程，他“應當是人類以更大的苦難、更深的磨煉去追求的典型”。這樣一個人物形象，對於身處苦難之中的國人而言是莫大的激勵，也是值得效倣的對象。同樣，在翻譯其他作品，包括解放之後翻譯巴爾扎克作品和政論性文章時，傅雷的目光都並非僅投放在單純的文本之上，而是看到時代的需要。可以説，“傅雷的翻譯選擇，始終與其懷抱的一顆憂國憂民之心緊密相連”。

　　在半個多世紀之後的今天，傅雷的立場仍然是我們要堅持的。當下，為滿足新時代中新的讀者需求和社會發(fā)展需要，翻譯很繁榮，佳作也頗多。但不容忽視的是，其中也混雜了一些恐怕不那麼有價值的作品。究其原因，在於引進時過於考慮迎合部分讀者的需求，而忽視了更為重要的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

　　傅雷的譯作跨越八十年的時間，今天仍受熱捧，傅雷作為譯者賦予作品能經受時間考驗的新語言形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新語言形式裏面體現(xiàn)了傅雷那博大精深的翻譯觀。

　　1951年，在《〈高老頭〉重譯本序》開篇，傅雷寫道：“以效果而論，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之所以提出這一“神似論”，是因為他對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實在是認識到了骨子裏：兩國文字在各個方面有著太大的距離，翻譯“只能儘量縮短這個距離”，而無法使其消失。傅雷是這樣想，也是這樣做的。《傅雷翻譯研究》裏對《都爾的本堂神甫》中對話的翻譯的研究，明確無誤説明瞭這一點。作者找出了傅雷翻譯《都爾的本堂神甫》的初稿、二稿和定稿，通過比較發(fā)現(xiàn)，在有些對話上，傅雷前後做出了不少改動，從而使對話更貼合説話者的性格及對話發(fā)生的語境，同時更像真實的中文日常話語。這裡面，傅雷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原文文字層面的限制，而抓住了背後的神韻，也使譯文更為中文讀者所接受。這一“神似論”與中國傳統(tǒng)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繫，體現(xiàn)了傅雷身為一位翻譯家所具有的廣博藝術素養(yǎng)。

　　傅雷在《翻譯經驗點滴》中談到，從文學的類別和派別兩個方面而言，譯者都應該認清自己的界限，這個界限包括了能力、適應力、熱愛程度等多種因素。只有具備了這種自我認識，才能發(fā)揮自己所長，將一部作品恰如其分地翻譯過來；否則，不會作詩的人強要譯詩，“弄得不僅詩意全無，連散文都不像”，這樣的局面，想必詩人、譯者和讀者都不願看到。

　　三十多年中，傅雷翻譯了數(shù)十部外國文學作品。在這數(shù)以百萬計的文字裏面，要以一個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句子作為代表，那一句“江聲浩蕩”無疑會迴響在很多人的耳邊。“江聲浩蕩，自屋後上升。”傅雷以這九個字來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長河小説”的第一句話，引出後面百萬餘言，可以説恰到好處。正如有人所言，“這四個字有一種氣勢，有一種排山倒海的力量，正好和書中的氣勢相吻合”。原文同樣的一句話，在他人的譯本中有不同的表達，其所形成的效果或許可以説各有特色，但若以簡潔有力、與原作精神相契合而言，則傅雷的這九個字更勝一籌。而如果我們將視野擴大，俯視整部作品，仔細體察，便會發(fā)現(xiàn)，羅曼·羅蘭的這個句子並非獨立的，而是在全書的尾聲，以同樣的句子作為回應，讓兩處“江聲”相激蕩，造成更為宏大的氣勢。這樣一種跨越百萬言的前後呼應，被有的譯者忽視了，卻沒有逃過傅雷的眼睛。他以與開頭同樣的譯文，再現(xiàn)了作者的意圖。見微知著，傅雷“是基於其自身對原作的整體理解與把握，基於對原作者意圖和本文意圖的辯證關係與內在聯(lián)繫的領悟，達成了譯者與原作者視野與思想的溝通和融合”。這是一種站在作品整體高度、通觀全局的翻譯視野。

　　如前文所言，造就傅雷翻譯事業(yè)高度的有他的家國情懷、赤子真情、藝術素養(yǎng)、自我認識，以及不懈追求文字極致境界的精神；這一個個高度相疊，共同形成了今天讓我們仰止的高山。我們應該感到慶倖，有這樣的高山在前，讓我們得以攀登其上，欣賞更為遼闊的風景；也啟迪後人，讓我們塑造更好的翻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