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紀錄電影《進城記》海報。

　　紀錄電影《進城記》公映了，關於它的故事要從8年前講起。2012年，憑著一股子倔強勁兒，從沒拍過電影、準備回老家種地的我竟然接觸電影了。這來自主管部門的邀約：在全國找一個不大不小、不窮不富的村莊，駐紮上一年，拍一部真正屬於中國農民的紀錄電影，名字就叫《鄉(xiāng)村裏的中國》。

　　我們組建平均年齡21歲的攝製團隊，在山東省沂蒙山一個叫杓峪的村子，一住就是373天。杓峪村有167戶人家，我們是第168戶。與村民朝夕相處，村民的喜怒哀樂便都收錄在了鏡頭裏。我們拍了近1000個小時素材，剪輯出98分鐘影片，上映後反響熱烈，獲得中國電影華表獎等多項大獎，有人稱它是“21世紀農村生活的標本”。

　　因為《鄉(xiāng)村裏的中國》，2016年，遵義市委宣傳部邀請我們拍攝《出山記》。我堅持不回避貧窮、不回避矛盾，要不怎麼叫脫貧攻堅呢？我們住進遵義市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xiāng)的大漆村。這是貴州省20個極貧村鎮(zhèn)之一。懸崖上有個村民組叫泉裏，我們沿著尺把寬的小路走一兩個小時才能到達，去了28次，我摔倒了12次，終於見證公路修到這個村。

　　出山不易，進城更難。2018年，我們來到遵義市新蒲新區(qū)的安置點拍攝《進城記》。挑人物時，我希望有一個年輕人，青春、陽光、上進，有開始新生活的感覺，最終在《出山記》素材裏發(fā)現(xiàn)了覃猛。抽籤領房，他開心地説：“如我所願。”我眼前一亮。這個情節(jié)成了《進城記》第一幕。

　　覃猛積極樂觀，進城後和親友合資開了小飯館和婚慶公司。他的第二個孩子是進城後的第一代人，也是小區(qū)的第一個孩子。《進城記》拍完後，覃猛跟著我們學習專業(yè)的航拍攝影，隨團隊拍攝了雲(yún)南老窩村，從搬遷者變成了記錄者。

　　易地搬遷是農民與土地關係的一次深刻變革。農民走出大山難，更難的是翻越一座座精神上的山。《進城記》中45歲的楊多晏，拆遷前在村裏養(yǎng)羊，進城後一度無法適應，氣衝衝説要回老家。後來，社區(qū)幫他爭取到一筆創(chuàng)業(yè)貸款，他做起了販羊生意，生活有了好轉。但貪玩不愛學習的兒子讓他很頭疼，為此他特意帶兒子回了趟山裏老家。他對兒子説：“過去的老家和現(xiàn)在的老家不一樣了，這就叫改變。你一定要記著這種改變！” 這句話很深刻，也許孩子不能全懂，但此情此景在他心裏播下了種子。

　　拍《進城記》的條件比山裏好多了，難度卻成倍增長。出山的故事寫在臉上，進城的故事是藏在心裏邊的，思想上的糾結和精神上的脫貧很難拍。所以《出山記》拍了1年，《進城記》拍了3年。好在我們團隊有股子軸勁兒，不拍好不回北京。

　　《進城記》記錄了生活流，以中景為主，沒有解説詞，只在首尾有字幕。這對創(chuàng)作者要求很高，更難的是團隊所有人要統(tǒng)一風格。近年也有碩士、博士畢業(yè)的年輕人要求加入我們，我開口就問：“你能在村莊裏踏踏實實住上一年嗎？”紮根鄉(xiāng)村，與農民共同勞作，才能在他們的生活中發(fā)現(xiàn)故事。這種決心和毅力，對現(xiàn)在的年輕人哪怕是出生在農村的孩子，都是不容易的。

　　我們連續(xù)8年記錄農村的脫貧史，拍攝了9部紀錄片：《出山記》《進城記》《種瓜記》《淘寶村》《大眾村》《油桃妹》《老窩》《大歌》《黃河之水天上來》。我們用平視的鏡頭，對準數(shù)字背後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忠實記錄了他們的喜怒哀樂及思想轉變。也目睹著，為了下一代，為了更長遠的目標，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進城的意義。他們開始渴望城市，勇敢走進陌生的城市。看到他們在城裏的新家安頓下來，飽經(jīng)滄桑的臉上露出了笑容，那便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刻。

　　（本報記者朱悅華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