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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中挽救黨和紅軍的“六次會議”

　　翻開紅軍長征史料，會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特點：紅軍在長征途中經常是一邊行軍一邊頻繁地開會。這種現(xiàn)象在湘江戰(zhàn)役後尤為明顯。今天再去回顧這些會議，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國共産黨歷史上所發(fā)生的一次又一次偉大轉折的思想軌跡。

　　長征中，中共中央召開的重要會議，留有記錄的就有30多次； 各路紅軍召開的重要會議也有數(shù)十次之多。這些會議是中國共産黨實施正確領導、作出重大決策的需要，也是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行動、凝聚意志和力量的需要。

　　在縱橫十余省、長驅數(shù)萬里的長征中，黨和紅軍召開的這些重要會議，正確解決了關係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三個全局性問題：一是引領紅軍向哪去的戰(zhàn)略方向問題；二是怎麼使黨和紅軍擺脫被動局面的軍事指揮問題；三是結束“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及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作鬥爭的問題。由此，保證了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zhí)行，確保了紅軍的生存和長征的最後勝利。這一點在遵義會議前後的幾次重大會議上，得到了有力體現(xiàn)。

　　通道會議

　　向敵人力量薄弱處進發(fā)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8．6萬人告別中央根據(jù)地，開始了戰(zhàn)略大轉移。

　　同年12月上旬，根據(jù)當時長征中的實際情況，毛澤東向中央建議：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jù)地。博古、李德不予採納，仍把希望寄託在與紅二、六軍團的會合上。12月11日，中央紅軍佔領湖南通道縣城。12月12日，中共中央決定在這裡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為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等。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zhàn)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毛澤東再次建議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發(fā)，避免進入敵人的包圍圈，得到大多數(shù)與會人員的認可，史稱“通道轉兵”。

　　此次會議研究行軍路線的改變問題，雖然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但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通道會議以後，中央紅軍分左、右兩路經通道進入貴州黎平縣境。

　　黎平會議

　　籌劃進行人事變動

　　1934年12月15日，紅軍攻佔貴州黎平。12月18日由周恩來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對紅軍的行軍路線問題展開激烈爭論。周恩來和大多數(shù)與會者肯定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zhàn)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確定向貴州轉兵的戰(zhàn)略方針。

　　12月20日，軍委縱隊到達烏江邊一個叫黃平的橘子園地裏。此時，張聞天因身體不好坐上了擔架。橘子園裏，他和王稼祥頭挨頭躺在一起。王稼祥問張聞天：“也不知道這次轉移，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麼地方？”張聞天嘆了口氣：“唉，沒有個目標，但是這個仗這麼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著，他又説：“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都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了，還是請毛澤東同志出來吧。”張聞天這兩句話，正好説到了王稼祥的心坎裏。這個時候，紅軍已經開始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進行戰(zhàn)略行動，並且已經出現(xiàn)了轉機。如果這個時候讓毛澤東出來主事，應該順理成章。

　　橘子園中擔架上的談話，使原來在黎平會議決定的在遵義地區(qū)召開會議又增添了一項重要內容，那就是請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即要求進行人事上的變動。由此，黎平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創(chuàng)造了條件。

　　猴場會議

　　限制博古、李德指揮權

　　1935年1月1日，紅軍長征到達貴州甕安的猴場。中共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qū)先以遵義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jù)地； 多數(shù)與會者贊同這個意見，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錯誤主張。

　　猴場會議作出的《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指出：“關於作戰(zhàn)方針，以及作戰(zhàn)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加強了中央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實際上等於開始動議限制博古、李德指揮權。

　　猴場會議是紅軍進入貴州後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事實上認可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基本結束“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確立了政治局決定重大問題的原則，為遵義會議奠定基礎。會後，紅軍主動出擊，強渡烏江天險，攻佔了遵義城，從而掀開中國革命的新篇章。

　　遵義會議

　　結束“左”傾路線的統(tǒng)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yún)、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fā)、何克全（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等。共産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列席會議。

　　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 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博古首先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接著，周恩來作副報告，提出紅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了責任。

　　針對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所作的辯護，張聞天首先站出來發(fā)言，矛頭直指博古、李德。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下的一系列嚴重錯誤，並揭露他們試圖推脫罪責的本質。這被視為對博古報告的“反報告”。

　　張聞天的發(fā)言，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禦軍事路線定下基調。張聞天作的這個“反報告”，也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誌。由此不難看出，張聞天的“反報告”是遵義會議上的主導意見。

　　在博古作“主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之後，毛澤東就長征以來的各種爭論問題作長篇發(fā)言。如此一來，會場上出現(xiàn)了兩種對立的思想觀點和路線方針。一場嚴肅而深刻的黨內鬥爭，就擺到桌面上來了。

　　關鍵時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支援毛澤東的意見。同時，他嚴肅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的錯誤，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的接連失敗，“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絕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意見，否定了他們和廣大群眾在長期鬥爭中共同創(chuàng)造並行之有效的實際經驗，少數(shù)人甚至個別人實行脫離實際的瞎指揮”。

　　王稼祥鄭重建議，立即改組中央軍事指揮機構，取消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權，由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陳雲(yún)等同志相繼表態(tài)支援。至此，毛張王的正確主張，得到了絕大多數(shù)與會同志的認可。

　　在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轉捩點上，遵義會議獨立自主解決了黨中央的組織問題，結束了“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tǒng)治，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新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

　　扎西會議

　　開創(chuàng)全黨全軍領導新局面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撤出遵義城。2月5日到9日，在被稱為“雞鳴三省”的雲(yún)南威信縣水田寨、大河灘、扎西鎮(zhèn)，連續(xù)召開三次政治局會議，統(tǒng)稱為扎西會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通過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和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決定。

　　在此期間，關於中央領導人變換有三次重要的談話。

　　一是周毛談話，他們認為由博古繼續(xù)領導有困難，如果調整黨的總負責人，按當時的形勢理所當然應該由毛澤東擔任。但是，毛澤東提出由張聞天做黨的總負責。這個考慮顧及了各個方面，包括共産國際因素。

　　二是周博談話。遵義會議後，博古對會上的一些發(fā)言一直想不通。為此，周恩來同博古有一次長談。周恩來認為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tǒng)帥，他和博古都不合適當領袖。毛澤東搞農民運動出身，熟悉中國國情，有很強的軍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帥才。因此，建議博古摒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産階級政權這個大局。最終，解開了他的思想疙瘩。

　　三是周張談話。毛澤東從多方面考慮認為應該由張聞天擔任黨的總負責，據(jù)此周恩來與張聞天進行了一次談話。

　　扎西會議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討論並通過由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使廣大指戰(zhàn)員深刻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央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實質，充分肯定並決定貫徹實施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思想，為紅軍取得長征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同時，扎西會議完成了遵義會議關於調整常委分工的決定，開創(chuàng)以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與紅軍實際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相互配合、共同領導全黨全軍的新局面。扎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xù)。

　　茍壩會議

　　重建最高軍事領導機構

　　1935年2月20日前後，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河，回師黔北，並取得婁山關戰(zhàn)鬥勝利。2月28日，二次奪取遵義。3月8日，毛澤東和軍委縱隊進駐茍壩。3月10日，紅一軍團林彪和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張聞天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多數(shù)人贊同，毛澤東堅決表示反對。當天晚上，毛澤東又找到周恩來進一步解釋反對的理由。

　　3月11日早，周恩來提議繼續(xù)開會討論攻打打鼓新場問題，並和毛澤東一起最終説服與會者放棄這一主張，使紅軍避免遭受重大損失。會後，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團”代表政治局全權指揮軍事的建議，周恩來將建議轉達給張聞天。3月12日，張聞天在茍壩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完成了遵義會議關於改變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