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就睡了四個小時。”5月3日上午，在忙碌的抗疫一線，一頭短髮、個子小小、臉色略顯蒼白的孫冰潔埋在電腦、紙張、筆電中正在“鏖戰(zhàn)”。電腦旁，一杯咖啡冒著熱氣，“就靠它提神兒呢”。士力架、餅乾、小麵包、可樂、礦泉水散落在工位周圍，孫冰潔和搭檔顧凱辰兩個人可以不動地方地工作上幾個小時，每當趕不上飯就隨手拿起點兒乾糧塞進嘴裏。

　　作為東城區(qū)新冠疫情流調溯源隊伍的一員，東城區(qū)疾控中心流行病科主管醫(yī)師孫冰潔是風險點位排查組負責人。30歲出頭兒的孫冰潔年紀雖輕，卻已身經百戰(zhàn)。從艾滋病防治到腸道傳染病管理，從衝鋒一線的首批流調隊員到風險點位排查組組長，她始終奮戰(zhàn)在傳染病防控工作的第一線。2021年10月，孫冰潔更是作為市級流調隊成員，參與了外區(qū)新冠聚集性疫情最核心的流調指揮和處置工作。如今，她已成為了北京市百名流調專家之一。

　　“你是誰、從哪兒來、到哪兒去”是孫冰潔常常對流調病例發(fā)出的靈魂三問，她像偵探一樣尋找“見過誰、見多久、還有誰”的蛛絲馬跡，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源頭，查出隱患。“5+2”、“白加黑”、“連軸轉”就成為了她的工作常態(tài)，甚至連續(xù)工作了36小時。

　　曾經，東城疾控接到某大廈有涉疫人員的報告。孫冰潔説：“晚上9點左右，我們進入大廈開始調查、採樣、處置。大廈有A、B、C、D四座樓宇，每個樓宇20多層，共有20萬平方米，工作人員3000多人，是個超大型的樓宇，調查處置難度肉眼可見的大。”初步調查直到第二天淩晨4點多才完成，送檢完樣品後孫冰潔接著開始撰寫報告、風險人群落位等後續(xù)工作。第三天又協(xié)同相關部門人員在大廈調查了一個通宵。經歷了40多個小時的不眠之夜，“身體確實非常非常疲憊，腦子也快不轉了”。但正是由於處置及時、科學，大廈的疫情沒有再繼續(xù)蔓延，“這時就覺得辛苦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目前還沒有最滿意的流調，因為我認為沒有完美的流調。”孫冰潔沉穩(wěn)地説，其實流調不可能100%地找到所有的風險人群，但她每次都會奔著那個100%去努力。

　　讓孫冰潔高興的是，現(xiàn)在的流調已經優(yōu)化為公衛(wèi)、公安、工信通力合作的“三公”流調機制，“這其實是流調的一次飛躍，比起傳統(tǒng)流調，無論從速度還是品質上，都是質的進步，加上現(xiàn)在的大數(shù)據(jù)、資訊化、科技化手段，我相信流調會越來越快速。”

　　翻開孫冰潔的筆電，密密麻麻的字跡中混雜著許多奇怪的符號，“電話流調我習慣於手寫記錄，記錄時會用自己的邏輯和方法，便於後續(xù)整理成流調報告。”孫冰潔説：“現(xiàn)在病例流調通常是一人詢問、一人錄入，這樣流調報告形成的速度更快，有利於風險點位的快速梳理、快速排除，而且雙人流調還可以互相提醒補充，使流調更加完善。”

　　疫情持續(xù)了兩年多，孫冰潔經手的疑似病例、確診病例、無癥狀感染者、密切接觸者，當然還有烏龍病例，足足有上百個。由於每天都離不開電話和手機，長期的高強度工作讓孫冰潔已經形成了條件反射，半夜醒了第一件事就是摸著手機先看一眼螢幕，“平均每天要打幾十個電話”。

　　淩晨1時，剛剛結束疫情復盤工作會，孫冰潔靠近窗邊環(huán)顧這座深愛的城市，一排排淺白的槐花掩映在濃密的綠葉間，風過，細碎的花瓣紛落如雨。深吸一口充滿香甜的空氣，孫冰潔説：“希望不久後能看到車水馬龍的街道、人聲鼎沸的簋街，大家像往常一樣，在這美好的城市裏享受快樂生活的每一天。” 文/本報記者 蔣若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