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　（圖片來源：臺胞之家網(wǎng)站）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汪毅夫今天在香港中評社撰文，這次講的是福州、北京兩地臺灣會館“晚清記憶”的故事，指出“會館有了人的活動、人的記憶，便有了人的溫度、人一般的鮮活存在”，讓我們更加了解了“臺灣會館”的由來與作用。以下是文章內(nèi)容與兩岸網(wǎng)友共用。

　　清光緒九年（1883）正月初六日，臺灣道劉璈向閩浙總督何璟上了一份《稟籌辦全臺鄉(xiāng)會試館、賓興及育嬰、養(yǎng)濟、義倉各事由書》，其文略謂：“查臺屬文風日起，每屆應(yīng)鄉(xiāng)試者約八百餘名，應(yīng)會試者二十余名”，擬“先提銀一萬五千元，即在省城貢院左近，購建臺南、北兩郡試館，以為全臺鄉(xiāng)試士子棲息之所。又提銀三千元，函托在京紳友，即在都城購建全臺會館，以備臺灣會試舉人及供職于京者，藉以居住”。福州臺灣會館乃于光緒十年（1884）建成、光緒十一年（1885 ）投入使用，這有劉璈1884年四月八日呈報的“支省城購建臺南、北兩郡試館，價值工料經(jīng)費銀一萬一千零九十八兩零。……現(xiàn)已告竣”，以及《臺南市誌》關(guān)於原臺灣安平知縣祁徵祥“（光緒十年）移知閩縣。（光緒）十一年鄉(xiāng)試，臺灣士子往謁，尚禮下情殷，紆尊至臺灣會館回拜”的記錄為證。清光緒十一年（1885），福建鄉(xiāng)試乙酉科舉辦期間，“全臺鄉(xiāng)試士子”有了“棲身之處”，其樂融融；參加本屆鄉(xiāng)試的臺灣士子裏，有許南英、徐德欽、陳日翔、葉懋禧、林鳳藻、謝錫光、林廷儀等7人勝出為舉人 ，其喜洋洋也。是呀，會館有了人的活動、人的記憶，便有了人的溫度、人一般的鮮活存在（“不管TA是富貴還是貧窮”）。        

　　現(xiàn)在來説説北京臺灣會館的晚清記憶。“光緒甲申仲冬開雕，丙戌季夏畢工”即1884年十一月開始雕刻製版、1886年六月雕版製成的《光緒順天府志》，其《坊巷志》詳記分佈于北京各坊巷的各省、府會館，從中卻查無臺灣會館。由此似可推知：1884年十一月，擬“購建”的北京臺灣會館尚未“購建”或尚未“畢工”。及至1908年，該年印製的《詳細帝京輿圖》圖注部分記有“全臺會館：宣武門外後鐵廠衚同”。同年，臺灣進士許南英有詩並注曰：“故土遺黎祖國來，傷心會館紀全臺。天公妒爾名無實，一炬三椽付刦灰（全臺會館于三月間失火）”。在許南英的記憶裏，全臺會館是一個簡陋而有紀念意義的存在。        

　　從1884年至清代末年，發(fā)生了臺灣建省（1885）、割臺之禍（1895）、罷廢科舉（1905）等重大事件，但歷屆會試幾乎都有臺灣舉人參加、幾乎都有臺灣舉人勝出為進士：丙戌科（1886）會試有臺灣舉人許南英、陳日翔、徐德欽等多人參加，有臺灣舉人林啟東、徐德欽、蔡壽星3人勝出為進士；己醜科（1889）會試有臺灣舉人許南英、呂汝修、邱逢甲等多人參加，有臺灣舉人邱逢甲勝出為進士；庚寅恩科（1890）會試有臺灣舉人許南英、汪春源、呂賡年等多人參加，有臺灣舉人許南英勝出為進士；壬辰科（1892）會試有臺灣舉人陳登元、黃彥鴻、黃宗鼎等多人參加，有臺灣舉人陳登元勝出為進士；甲午恩科（1894）會試有臺灣舉人汪春源、陳浚芝、李清琦多人參加，有臺灣舉人施之東、李清琦、蕭逢源3人勝出為進士，另有臺灣舉人陳浚芝中為貢士；乙未科（1895）會試有臺灣舉人汪春源、羅秀蕙、黃宗鼎等多人參加；戊戌科（1898）會試有臺灣舉人汪春源、黃宗鼎、黃彥鴻等多人參加，有臺灣舉人黃彥鴻、臺灣貢士陳浚芝勝出為進士，另有臺灣舉人汪春源中為貢士；癸卯科（1903）會試，有臺灣貢士汪春源終成進士。邱逢甲《下斜街邸中春曉》透露，他到京參加己醜科（1889）會試並勝出為進士，乃寓于北京下斜街之某旅舍或某會館。《（北京）漳郡會館錄》有陳登元、汪春源、呂賡年的住館記錄，可知他們來京參加會試乃寓于北京漳郡會館。那麼，參加會試的其他臺灣舉人在京寓于何處？其人是否有北京臺灣會館的住館記錄、其詩文是否有北京臺灣會館的記憶？另外，位於大蔣家衚同的臺灣會館是否也建於晚清？會館往往不僅是試館，晚清的北京臺灣會館是否亦“多功能”會館？臺灣“供職于京者”是否有人曾在臺灣會館“藉以居住？”這些均是應(yīng)該從會館史角度予以詳解的問題。               

　　附帶言之，北京市臺灣同胞聯(lián)誼會及其臺灣會館的學術(shù)團隊，在盧鹹池教授帶領(lǐng)下，于2011年完成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guī)劃項目《臺灣會館與同鄉(xiāng)會》後，近10年來在科舉史、會館史研究方面又是收穫多多、又可以結(jié)集出版新的研究報告了。（編輯：田雲(yún)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