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日是《開羅宣言》發(fā)表70週年紀念日，專家學者以及相關機構以不同方式展開研討和紀念。對中國乃至世界而言，《開羅宣言》具有重大意義，也是當今解決釣魚島等重要歷史問題的法理依據(jù)。

　　《開羅宣言》法律效力毋庸置疑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初露勝利曙光，中、美、英三國首腦在埃及開羅的米納飯店，共同發(fā)表了著名的《開羅宣言》。《開羅宣言》確認了近代日本侵略、掠奪中國的事實，其中明文規(guī)定：“三國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這其中當然包括日本利用甲午戰(zhàn)爭之機竊取的釣魚島。

　　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動作頻頻，不斷試圖挑戰(zhàn)《開羅宣言》之法律地位，同時試圖利用《舊金山和約》來抵消和淡化《開羅宣言》及其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和意義，以此作為其對釣魚島主權的解釋。同時臺灣島內亦有勢力無視《開羅宣言》，不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鼓吹國家分裂，推行“一中一臺”、“臺灣獨立”的主張。

　　針對島內“臺獨”分子的所謂的“臺灣地位未定論”，國臺辦新聞發(fā)言人范麗青表示，《開羅宣言》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重要國際文件。1945年7月，中美英三國簽署，後來又有蘇聯(lián)參加的《波茨坦公告》明確宣誓：“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開羅宣言》明確規(guī)定，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這成為日本投降，中國收復臺灣、澎湖等失土的國際法依據(jù)。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高洪表示，日本以“宣言”不具有法律效力來質疑《開羅宣言》的國際法效力，是講不通的。在國際法慣例中，公約、條約、宣言、公報、議定書等都屬於廣義的條約，有其法律效力。同時，《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二條規(guī)定：“稱‘條約’者，謂國家間所締結而以國際法為準之國際書面協(xié)定，不論其載于一項單獨文書或兩項以上相互有關之文書內，亦不論其特定名稱如何”。《開羅宣言》經過《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書》的確認，確實具有國際效果和法律效力。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劉江永亦表示，日本戰(zhàn)敗投降，是以接受《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為基礎的，其中規(guī)定的國土問題，是日本無法推卸的法律責任。

　　劉江永教授梳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中日聯(lián)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聯(lián)繫時指出：《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規(guī)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中日聯(lián)合聲明》第三條規(guī)定，日本國政府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表示，確認《中日聯(lián)合聲明》是兩國間和平友好關係的基礎，聯(lián)合聲明所表明的各項原則應予嚴格遵守。《開羅宣言》屢次被其後的國際法文件所包含或引用，國際實踐充分驗證其法律性質和效力，《開羅宣言》可以説是這些國際法的基本淵源。

　　同時，劉江永從日本國內法角度分析該問題指出，從日本的國內法來看，日本現(xiàn)行憲法第98條規(guī)定：“日本憲法為國家的最高法規(guī)，與本憲法條款相違反的法律、命令、詔敕以及有關國務的其他行為的全部或一部，一律無效。日本國締結的條約及已確立的國際法規(guī)，必須誠實遵守之。”從憲法問題上來看，日本必須遵守和中國締結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也因此，不論從國際法抑或日本國內法角度來講，《開羅宣言》的法律效力都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