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綠女士于8日在《環(huán)球時報》刊登文章《可引進更多菲傭緩解“保姆荒”》,主張引進外籍家政服務人員,筆者不敢茍同。

　　在不妨礙社會成員平等順暢交流、主流社會能牢固規(guī)範共識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混居有利於擴大與外界聯(lián)繫,調動經濟活力。但若上述前提動搖,多民族混居格局將對社會治安形成額外壓力。這不僅僅是因為多民族混居將從各方面提高管理成本,語言文字、文化傳統(tǒng)等壁壘甚至會妨礙執(zhí)法機構及時掌握了解治安動向。

　　宗教和風俗不同可能帶來摩擦,單一民族聚居情況下個體間的摩擦也容易上升到群體乃至民族層次。在極端情況下,這種衝突甚至有可能進而轉為對分疆裂土的訴求。正常狀態(tài)下的社會道德和行為規(guī)範屆時很可能淪為政治站隊的犧牲品,承擔維護秩序職責的強力部門、執(zhí)法機構也會因此備受掣肘。在北愛爾蘭、黎巴嫩、印度、斯里蘭卡、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區(qū),衝突頻發(fā),任何本來無足輕重的小事都有可能引發(fā)暴亂。美歐已出現一定程度的“巴爾幹化”,原因也在於此。

　　中國歷史上,隨國際貿易遷入民族武力挑戰(zhàn)或背叛中國政府的案例也不止一端。其中,唐代廣州大食(阿拉伯)和波斯人武裝作亂、宋元泉州阿拉伯-波斯社團背叛、清代新疆浩罕商人屢次作亂三大案例最為典型。安史之亂時期,廣州甚至曾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趁火打劫。宋元之際,因貿易發(fā)展而聚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社團及其頭面人物蒲壽庚家族,背叛行徑性質最嚴重。

　　另外,主張引進菲傭的基本上是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的社會精英,而外來移民在社會治安等方面造成的衝擊、負擔則基本上由佔人口八成左右的社會中下層承擔。當前西方世界反精英、反體制情緒和美國大選中的“特朗普現象”,表現的正是難民危機等跨境人口流動引爆的傳統(tǒng)中産階層反精英情緒。“反全球化”也是這種反精英情緒的一個側面。

　　我們奉行開放經濟,但任何事物都一分為二,開放經濟也不例外。國際人口流動對社會治安壓力和對國家政治統(tǒng)一的潛在與現實衝擊就是其不容忽視的副作用之一。(作者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