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tài)勢形成，一批官員陸續(xù)落馬。

　　半月談記者梳理了142名十八大後黨政系統(tǒng)省部級以上落馬高官的履歷，發(fā)現(xiàn)這些落馬官員的高學歷獲取經歷具有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疑點多等“四多”特點。

　　眾多學子寒窗苦讀十數(shù)載才能獲得的學歷，這些高官怎麼就能如此輕鬆拿下？ 

　　其實，不少貪官學歷“速成”的背後隱藏著“權學同謀”的利益鏈，要徹底斬斷，還須對貪官的文憑亂象一查到底。貪官的文憑亂象不僅污染了官場生態(tài)，也污染了教育生態(tài)。

　　起底落馬高官學歷文憑三大怪象

　　跨界多，傍名校。半月談記者分析發(fā)現(xiàn)，這些落馬高官學歷多存在跨界現(xiàn)象：

　　48名博士高官中，有26人跨界，佔54%；66名碩士高官中，有33人跨界，佔50%。

　　不僅跨界，不少落馬官員還擁有院長、教授、高級工程師、博士生導師等響亮頭銜。

　　本碩博學科跨界本非稀有之事，但有些落馬高官的跨界實在令人不易理解。

　　●曾任天津市政協(xié)副主席、公安局局長的武長順工作40餘年間，從未離開過公安崗位，卻獲得了工商管理碩士、工學博士和高級工程師的頭銜，其博士所學專業(yè)還是專業(yè)性極強的機械設計及理論。

　　他也許具有這些方面的能力，但能不能達到博士水準則不得而知。

　　●雲南省原副省長沈培平中文專業(yè)出身，經過某黨校函授學院在職研究生班經濟管理專業(yè)學習後，于2007年跨界取得了北京某名校自然地理學專業(yè)的理學博士。在他獲得博士學位僅5個月後，還被聘為該校資源學院兼職教授。

　　基礎差，速度快。半月談記者分析發(fā)現(xiàn)，不少落馬官員基礎學歷較差，甚至沒有基礎學歷，但這些落馬高官基本上都能在短時間內取得相關學歷，碩士學歷一般兩年獲得，博士學歷一般3年獲得，從公開報道看，沒有哪位高官因為論文、答辯等環(huán)節(jié)“卡殼”而拿不到文憑。

　　●今年1月初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審查的山東省原副省長季緗綺，2005年1月從某名校現(xiàn)代遠端教育學院工商管理專業(yè)本科畢業(yè)後，僅過了5個月，就獲得了該校國際商學院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河北省委原書記周本順不僅是管理學、法學雙博士，而且僅用一年就獲得了國內某知名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

　　交叉學，多文憑。今年1月初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審查的陜西省原副省長馮新柱在陜西省農電管理局任職期間，參加了財政學專業(yè)在職研究生班學習，又在擔任銅川市長期間，同時參加了某黨校在職研究生班哲學專業(yè)學習和西北某名校經濟管理學院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生班學習，兩者的重合時間接近2年。

　　●與此類似的還有內蒙古自治區(qū)黨委統(tǒng)戰(zhàn)部原部長王素毅。他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巴彥淖爾市任職期間，曾同時參加了法學理論專業(yè)學習和工商管理專業(yè)學習，兩者的重合時間超過1年。

　　“權學同謀”為官員學歷腐敗開綠燈

　　官員為何對文憑趨之若鶩？

　　“年齡是個寶，文憑不可少，關係最重要。”中國紀檢監(jiān)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説，年齡不容易改，取得學歷相對就容易些，只要把學校關係打通就行。

　　高校為何對此把關不嚴呢？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説，很多官員手中掌握了資源分配權，有些高校甘願拿教育資源與之交換，樂意招官員讀碩士、博士，並在考試、畢業(yè)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李永忠説，

　　一些高校這麼做的原因，一是需求大，部分官員為了更快提拔，對文憑需求量很高；

　　二是辦事易，這是你情我願的交易，你的文憑是我給的，你還不得為我辦點事？

　　三是人脈廣，有些官員來讀書，企業(yè)家也會因此來讀，企業(yè)家對拿文憑並不感興趣，但通過這個平臺，可以認識官員，這對高校創(chuàng)收無疑是有幫助的。

　　據媒體報道，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yè)在攻讀江蘇某名校在職博士學位時，另一個身份是該校的校董。

　　根據該校董事會章程，董事們有為該校的建設和發(fā)展提供資金、物質、資訊等支援的義務；

　　同時，“對董事直系二代子女報考該校的，在政策範圍內予以照顧錄取，在該校自主許可權內給予優(yōu)惠；

　　對董事推薦的考生，在同等條件下優(yōu)先錄取”。

　　由於“權學同謀”利益鏈的形成，某些官員可以輕鬆突破招生、培養(yǎng)、答辯等諸多環(huán)節(jié)，順利拿到各類文憑。熊丙奇指出，在諸多官員的學歷腐敗過程中，有關大學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僅沒有執(zhí)行嚴格的標準，反而降低錄取標準，為官員“深造”大開綠燈。

　　雙向治理剎住“權學同謀”歪風

　　浙江省委黨校教授吳錦良説，十八大以前，公費支出比較混亂，官員攻讀學位各種花銷，都通過各種渠道報銷，自己不用花錢；十八大後，中央八項規(guī)定管住了錢，現(xiàn)在幹部要讀學位，得自己掏錢，熱情也減少了大半。

　　此外，據半月談記者統(tǒng)計，有相當多官員學歷出自中央或地方的黨校系統(tǒng)。“黨校辦官員學歷教育的高潮已過，組織部門跟黨校合作辦班也在控制，而且，以前黨校辦班有助於教師創(chuàng)收，現(xiàn)在沒有直接利益關係了，而且管得十分嚴格，黨校也失去了動力。”吳錦良説，這就又切斷了官員拿文憑的一個重要渠道。

　　雖然有所遏制，但要徹底杜絕這股歪風，並非易事。“雖然説官員自己掏錢了，但還是可以找別人買單。黨校辦得少了，他還可以找高校，而且有的官員可能會做得更加隱蔽。”吳錦良説。

　　李永忠認為，打擊官員混文憑，不是説官員不能拿文憑，而是要合法合規(guī)地拿文憑。

　　對於官員讀書，也要在入學考試上一視同仁，嚴格把好畢業(yè)關，減少走漏洞的空間。官員讀書拿學歷，要全程留痕，凡發(fā)現(xiàn)弄虛作假，一律記錄在案，轉交組織部門。

　　“如果讀書尚且不誠信，為官的誠信又在哪？對於官員的畢業(yè)論文，也可考慮公開，接受公眾監(jiān)督。”李永忠説。

　　專家建議，紀檢檢察機關和組織部門，對落馬官員不能只查“政治賬”“經濟賬”，有嫌疑的“文憑賬”也應一查到底，切斷“權學交易”的鏈條。（李亞楠 陳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