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北京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國家發(fā)展論壇”上發(fā)表演講。 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 圖
中國2015年GDP增速為6.9%,是自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連續(xù)6年下滑。背後原因是什麼呢?
12月18日,在北京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國家發(fā)展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試圖解答這個問題。
林毅夫認為,要從全球變革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經濟的此輪下行,國際環(huán)境共同的外部性、週期性問題不可忽視。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內部動力主要在擴大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
林毅夫認為,世界經濟整體下行是導致這輪中國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
他列舉了金磚國家、東南亞國家、發(fā)達國家三組數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比如中國2010年時GDP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時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東南亞地區(qū)中,新加坡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2%。中國臺灣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長速度只有0.7%。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6.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2.6%。發(fā)達國家中美國的經濟表現(xiàn)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的時候他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只有2.4%。
林毅夫強調,“這些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xiàn)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他們都沒有,但表現(xiàn)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糟。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週期性因素。”
林毅夫表示,世界經濟的整體疲軟影響了中國的出口。“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的出口增長每年是達到16.4%,2015年的時候我們的出口不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下滑了7.7%。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
林毅夫總結,中國經濟連續(xù)6年持續(xù)下滑,今年經濟從6.9%降到6.7%,有相當大的因素是外部性、週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展望未來中國經濟能否復蘇時,林毅夫強調要考察世界整體經濟是否復蘇以及中國國內經濟內部的增長動力。“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總體來講外部環(huán)境會相當不好。”林毅夫説。
林毅夫認為國內增長動力在於擴大總需求,包括消費需求以及投資需求。“有了投資增長率就會創(chuàng)造就業(yè),就業(yè)就會保持在比較高的水準。就業(yè)好的狀況,家庭收入的增長也會比較快,有了比較快的收入增長就支撐消費增長會比較好。那麼投資跟消費都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水準,我相信我們可以達到‘十三五’規(guī)劃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長。”
以下為林毅夫演講全文:
老師們、朋友們,大家上午好。非常高興能夠作為北大國家發(fā)展研究院的一員,參加由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主辦的首屆國家發(fā)展論壇,那這次論壇的主題是全球變革時代下的中國。作為經濟學家,我想跟各位談的是全球變革時代下的中國經濟發(fā)展。
談中國經濟發(fā)展,那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海外,大家最關心的一個題目是我們能不能實現(xiàn)“十三五”規(guī)劃提出的在2016年到2020年間,每年平均增長6.5%以上。那6.5%以上的增長對中國來講非常重要,這是關係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時候,我們國內生産總值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我們的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到2020年的時候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那對世界來講也非常重要,因為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後,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0%。那現(xiàn)在全球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中國是不是還可以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對6.5%這個指標非常關心的原因。
那麼從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長6.5%,跟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從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長9.7%來比,已經向下調整了30%。那照理説這個調整的幅度也不小,應該餘地還是比較大,實現(xiàn)起來照理説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可是大家為什麼心裏還沒底。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從2010年以後,每年逐年下滑。大家知道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而且這也是從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次連續(xù)六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過去講説平均每年9.7%的增長,當然每年之間都有波動,但是一般説經濟下滑兩年,最多三年,經濟增長就會回升。那麼從2010年到2015年已經連續(xù)下滑了六年,大家知道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長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個百分點。2016年現(xiàn)在看來增長的速度也就是在6.7%,還是繼續(xù)下滑。
那麼這種狀況下,就像在今天的介紹片裏面所講的,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會不會突破“十三五”規(guī)劃所講的6.5%?那麼要回答這個問題,當然首先要了解為什麼從2010年以後,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當然大家談得非常多,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一個發(fā)展中國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內部的問題,這些內部的問題包括我們的經濟體制,比如説國有企業(yè)所佔的比重還相當高,國有企業(yè)一般表現(xiàn)還欠佳,有不少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另外我們是一個轉型中國家,市場機制還沒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實。既然市場沒有完全發(fā)揮作用,資源配置就會有問題,因此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最近談的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是切實存在的問題,解決問題就要付出代價。有人也認為這是我們連續(xù)第七年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都實實在在存在,也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績效,但是要看中國經濟就必須像今天論壇的主題,全球變革下來看中國經濟。因為中國現(xiàn)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匯率計算。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來計算,今天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世界,但同樣也更重要的世界經濟發(fā)展的狀況也會深深影響中國。
那麼在分析中國經濟從2010年以後逐年下滑的時候,我們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經濟表現(xiàn)怎麼樣。比如説在世界上跟我們同等發(fā)達國家的金磚國家,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另外一個金磚國家印度,印度2010年的時候10.3%,跟我們的10.6%在同一個水準,2015年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7.6%,比我們的6.9%好像高一點,但是他同樣是從10.3%降到7.6%,態(tài)勢跟我們完全一樣。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7.6%的增長的時候我們還要考慮兩點因素,第一點就是他在2012年的時候經濟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我們2012年的時候是從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則是從10.3%降到5.1%,這有所謂觸底反彈的因素存在。第二個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時候調整了國民統(tǒng)計的方法,這個調整讓印度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如果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的話,那麼印度在2015年的增長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們完全一樣。
那麼這些金磚國家他不存在我們所謂國有企業(yè)比重太高的問題,他們有的本來就是市場經濟,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九十年代的時候已經進行了徹底的市場經濟,他也不存在我們國內的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但是他的經濟表現(xiàn)跟我們完全一樣,甚至比我們還糟。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的問題,共同的週期性的問題。要證明我的觀點最好的是看東亞這些所謂高收入、高表現(xiàn)的經濟體,比如説新加坡,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2%。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我們的臺灣,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長速度只有0.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同樣比我們深。再看鄰國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6.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2.6%,同樣下滑,下滑幅度比我們還深。這些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xiàn)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他們都沒有,但表現(xiàn)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增。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週期性因素。
其實只要一分析,只要我們放眼世界也並不難理解,因為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fā)以後,在世界經濟比重還超過一半的這些發(fā)達國家,他們的經濟還沒完全復蘇。發(fā)達國家在過去他每年平均的增長是在3%到3.5%之間,但是到2015年的時候危機已經過了七年。歐盟在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只有1.3%,比3%到3.5%低了兩個多百分點。日本固然有安倍經濟學想復蘇日本的經濟,但是在2015年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只有0.5%。在經濟增長速度慢的狀況下,他的失業(yè)率就維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長就緩慢,消費增長就恢復疲軟。那這些發(fā)達國家他還是世界需求的主要來源,因此整個世界需求疲軟。在發(fā)達國家當中美國的經濟表現(xiàn)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的時候他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只有2.4%。美國的失業(yè)率似乎狀況也比較好,現(xiàn)在達到跟危機之前的水準大約相當的4.9%。
但是在考慮美國失業(yè)率的時候了解美國怎麼統(tǒng)計失業(yè)率,美國是一個勞動者如果失掉就業(yè),有一個月的時間不去找工作,這樣的勞動者就算退出勞動力市場,他就不在失業(yè)統(tǒng)計內。因此要了解美國的就業(yè)狀況還要另外一個指標的參考,就是勞動參與率。目前美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比危機前低3個百分點,這些人他是有勞動能力的,但他為什麼不找工作?因為找不到工作,乾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美國現(xiàn)在的失業(yè)率同樣是處在歷史高位的8%到9%之間。在這種狀況,家庭的收入增長,從各種統(tǒng)計指標來看,跟危機之前比較起來的話基本沒分別。而且我們知道這次的危機在美國爆發(fā),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負債過重。在危機發(fā)生以後家庭為了修補平衡表,他在收入不增長的情況下還要省錢還債,因此這種情況下他的消費就非常疲軟。
這些發(fā)達國家的消費疲軟導致整個世界需求疲軟,我們知道在危機之前世界貿易的增長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兩倍以上,但在危機爆發(fā)以後世界的經濟增長率放緩,但是現(xiàn)在世界的貿易增長率比世界經濟的增長率還低。那我們知道這當然就影響到每個像中國、像其他金磚國家,還有東亞,這些高收入、高表現(xiàn),但是出口比較重的經濟體的出口。那我們知道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三個組成部分當中的一項。以我們國家來講,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的出口增長每年是達到16.4%,2015年的時候我們的出口不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下滑了7.7%。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投資增長,投資增長大家知道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fā)的時候,每個國家都採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啟動需求、創(chuàng)造就業(yè)、穩(wěn)定經濟。我們國內有4萬億,但是其他國家同樣是有或多或少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支援投資,來啟動需求,來穩(wěn)定經濟。但是這些積極財政政策支援的項目,經過五年、六年、七年都已經過去了,但是國際經濟還沒復蘇。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新的積極財政政策支援的投資項目,那當然投資增長也必然下滑。以我們國家的例子來説,在“十一五”規(guī)劃期間2006年到2010年之間,我們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25.5%。在“十二五”期間2011年到2015年期間,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18.8%,下降了7個百分點,而且在“十二五”期間是越往後下降的越多,比如説去年2015年,我們的投資增長只有10%,考慮到投資品的價格下滑這個因素,真實的投資增長也不過就12%,那跟整個“十二五”期間平均18.8%還下降了8個百分點。這種狀況下經濟增長當然會受到影響。在這種狀況下,拉動我們經濟增長的主要是靠消費增長,我們國內的消費增長狀況還比較好,是因為我們的就業(yè)狀況好,家庭收入增長的狀況也比較好。以去年為例,去年的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長是7.5%,高了0.6個百分點。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的消費增長維持在8%左右,這也就讓我們的經濟增長去年還能夠達到6.9%,其他國家他出口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投資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那收入增長比我們差,消費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多了,所以他們的經濟表現(xiàn)就比我們差很多。
從這些因素來講,六年的經濟持續(xù)下滑,以及到今年經濟還從6.9%降到6.7%,有相當大的因素是這些外部性、週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那麼展望中國未來的發(fā)展,當然要看發(fā)達國家他經濟是不是會復蘇,以及要看我們國內自己經濟增長的動力到底怎麼樣。從外部來看,發(fā)達國家很可能陷入到一個現(xiàn)在國外經常在討論的長期的停滯。為什麼對外國可能會陷入到一個長期的停滯呢?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國家要是發(fā)生金融經濟危機,那麼他一定是有內部的結構性問題。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經濟才能完全復蘇。那麼發(fā)達國家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經濟才能完全復蘇,這是一個在發(fā)達國家內部也有共識的,在世界上大家也都知道的事實。可是發(fā)達國家他們從2008年危機到現(xiàn)在有七年的時間,每年都在談結構性改革,但結構性改革一直落實不下去。最主要的是在發(fā)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內容是什麼,是要減少福利,要金融去杠桿,是要政府減少財政赤字。那麼減少福利就是要減少消費,減少金融機構的杠桿就是減少金融企業(yè)支援家庭的投資和消費,如果杠桿減少,投資和消費就會下降。減少政府的財政赤字,這是用來支援投資消費的,財政赤字減少,投資消費也會減少。而如果發(fā)達國家要推行結構性改革,那他必然要減少投資、減少消費,經濟增長速度一定會往下去調整。但是發(fā)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已經非常低了,如果你要把經濟增長率再往下調,失業(yè)率必然增加,失業(yè)率現(xiàn)在已經很高了,這種狀況下從政治上面就很難去推行結構性改革。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本他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以後,到現(xiàn)在已經25年的時間過去了,他的結構性改革一直落實不下去。安倍上臺以後提出安倍經濟學想振興日本經濟,那麼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第一是用寬鬆的貨幣政策降低日本的匯率,第二是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啟動國內的需求,第三是進行結構性改革。安倍上臺已經三年了,前面兩隻箭都出去了,第三支箭還射不出去。所以發(fā)達國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樣長期的經濟增長疲軟。
那麼現(xiàn)在美國川普上臺以後,想學習中國經驗。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説是美國的偉大復興,他也學習中國經驗,想用基礎設施來啟動國內的需求。那麼即使他有這些政策,讓美國的經濟可能會好一點,但是美國經濟只要稍微好一點,那美國就要加息,加息以後可能就導致其他國家金融經濟上面出現(xiàn)很大的波動跟壓力。
所以總的來講,我們要判斷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總體來講外部環(huán)境會相當不好。在這種狀況下要談中國的經濟增長只要看中國內部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不是夠。那麼從內部的增長來講,就是我們中央在幾年的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到的,要適度擴大總需求。但是我們國內跟國外比較起來的話,是在擴大總需求的時候可以結合著我們國內的結構性改革,大家知道現(xiàn)在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同時談要全面深化改革。在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有五大內容,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我們完全可以在適度擴大國內總需求的時候,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內容當中的補短板結合在一起。而且只要從補短板結合在一起往前推進,那麼也會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chuàng)造有利的條件。
我們首先來講適度擴大國內總需求有兩部分,一個是消費需求,一個是投資需求。如果把投資需求跟補短板結合在一起,我們知道中國經濟還存在著許多難題。一個就是説我們現(xiàn)在在産業(yè)上面果然談有不少過剩,但是我們過剩的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都在中低端行業(yè),我們還可以産業(yè)升級,而且産業(yè)升級的空間非常大。2015年的時候我們從國外進口的製造業(yè)産品就達到1.2萬億美元,這1.2萬億美元進口的製造業(yè)産品,它的品質必然比我們國內高,我們才會進口,或者是我們國內不能生産的我們才會進口。我們可以在這些産業(yè)上面去産業(yè)升級,要産業(yè)升級就要投資。第二個基礎設施,這些年我們的基礎設施確實做了不少,跟其他發(fā)展中國家比較起來我們的基礎設施也比較好,但是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國內的基礎設施還有非常多的缺口,比如説大城市內部交通非常擁擠,就代表我們交通當中的地下交通還是嚴重不足。另外,今年六七月份下了幾場大雨,全國有1000多個城市淹水,代表我們地下管網不足。這些都是非常好的投資的地方。第三個是環(huán)境,這些年經濟發(fā)展快,但是環(huán)境的壓力也越來越嚴重,像今天北京的霧霾,要推行綠色發(fā)展,那當然也同樣是要投資的。第四個是城鎮(zhèn)化,我們現(xiàn)在城鎮(zhèn)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是56%,發(fā)達國家他城鎮(zhèn)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80%,所以我們還在城鎮(zhèn)化的進程中。農民要進城,要住房,農民要進城就必須提供公共服務,這些都是要投資的。而且這些投資不管從經濟回報和社會回報來講都非常高。這是在看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跟外國發(fā)達國家比較起來最大的不同點,發(fā)達國家在經濟疲軟的時候也應該去搞投資,但是發(fā)達國家的産業(yè)已經在全世界最前沿,當他有産能過剩的時候很難找到投資機會,即使有3D列印、電動汽車,一兩項投資不足以拉動整個經濟,但中國可以産業(yè)升級的空間非常大,外國的基礎設施普遍都有了,無非就是老舊一點,老舊基礎設施的投資是挖個洞補個洞,效率不高。發(fā)達國家環(huán)境普遍好,發(fā)達國家的城鎮(zhèn)化也完成了,所以發(fā)達國家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我們還有很多好的投資的地方。
要投資需要錢,錢的角度來看的話我們也是相對有優(yōu)勢的。我們現(xiàn)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積累的財政赤字佔我們國內生産總值的57%,當中17%是中央,40%是地方。那麼發(fā)達國家或是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他們政府積累的財政赤字普遍超過100%,就代表我們財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間比其他國家要大得多,可以用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撬動投資。不僅是説政府的財政狀況相對好,我們的民間儲蓄還佔到國內生産總值將近50%,這在全世界是屬於最高的國家之一。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錢撬動民間的錢投資。第三個是投資的技術進口機器設備原材料,我們要外匯儲備,我們到現(xiàn)在還有3萬億多一點的外匯儲備,在全世界還是最多的。所以把這些有利的資源用起來,我們該可以保持適當的投資增長率,這一點是中國跟其他發(fā)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跟我們同樣有好的投資機會,但他可能財政狀況不好、民間儲蓄太低,或者是外匯儲備不足。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相信我們可以保持一個合適的投資增長率,有了投資增長率就會創(chuàng)造就業(yè),就業(yè)就會保持在比較高的水準。就業(yè)好的狀況,家庭收入的增長也會比較快,有了比較快的收入增長就支撐消費增長會比較好。那麼投資跟消費都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水準,我相信我們可以達到“十三五”規(guī)劃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長。而且從補短板的投資作為切入點,那麼也會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chuàng)造良好的條件。因為補短板的投資就要鋼筋,要水泥,要平板玻璃,我們現(xiàn)在産能過剩主要就是那幾個部分,投資增加了、需求增加了,過剩的産能就減少了,那要去産能就容易了。從去杠桿的角度來看的話,現(xiàn)在杠桿率最高的也就是在産能過剩嚴重的那些地方,如果需求增加了,價格就會上升,企業(yè)經營狀況就會好,企業(yè)賺了錢就會還錢,那杠桿率就會下降。所以去杠桿的任務也就比較容易完成。再來就是庫存,庫存主要是房地産庫存。那房地産的需求很大的程度決定了家庭對未來就業(yè)跟收入增長,如果就業(yè)跟收入增長好,對房地産的需求就多,這種狀況下庫存就會減少。所以,我們可以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的經濟增長品質會提高。
所以一方面6.5%以上的增長目標能實現(xiàn),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的目標也就能夠實現(xiàn)。維持6.5%的增長,我們現(xiàn)在的國內生産總值的規(guī)模佔全世界的比重是15%,6.5%的增長代表每年對世界貢獻一個百分點的增長。現(xiàn)在世界的增長無非就三個百分點,我們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永遠會是在30%,所以中國經濟還會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全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謝謝各位。
[責任編輯:葛新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