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國家衛(wèi)生計生委通報,截至4月21日16時,中國共報告人感染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102例,死亡20人,康復12人,其餘70人正在各定點醫(yī)療單位接受救治。同時,中國疾控中心應急辦主任馮子健明確表示,H7N9感染人疾病譜尚不清晰,但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接觸活禽是感染這種新病毒的危險因素。攜帶病毒的家禽及其排泄物、分泌物,可能是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傳染來源。

　　與此發(fā)生的連鎖反應便是,全國各地相繼啟動防控應急預案,活禽成為最主要的監(jiān)控對象,紛紛叫停活禽交易:4月3日起,貴州開始在農貿市場等高污染場所採集活禽環(huán)境標本；4月6日上海在全市範圍內暫停活禽交易。而北京市早在7年前便關閉所有活禽交易市場。

　　不過,另外一個現象同樣值得關注,繼H7N9疫情較集中的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之後,北京市也出臺了《關於促進本市家禽産業(yè)穩(wěn)定發(fā)展意見的通知》,除決定對北京防控H7N9禽流感中受到影響的家禽産業(yè)給予財政補貼外,還出臺了四項扶持政策,旨在保障家禽産品市場有效供應和價格穩(wěn)定,保護養(yǎng)殖場經營者的利益。

　　一邊是活禽交易市場的種種查禁政策,一邊是對家禽養(yǎng)殖産業(yè)採取救助政策,還有民間對於活禽宰殺的禁與不禁的種種爭論。中國活禽市場的存與廢似乎走了一個岔路口。

　　攤主:沒聽説不讓我們賣

　　在北京市豐臺區(qū)嘉園路的一家農貿市場,記者注意到,這裡的活禽攤點和其他攤位緊密相連,緊挨著就是水産和蔬菜攤點,每天有數百人來買菜。“以前這裡天天都賣活雞鴨,有時候還有鴿子、鵪鶉。”一位蔬菜攤主説,這次檢出禽流感病毒,才知道活禽攤點隱藏著風險。

　　曾經宰殺活雞活鴨的攤販生意冷清,攤主告訴記者:“最近根本沒什麼人來買雞,原來一天十幾隻地賣,現在是一天一隻雞地賣,鄰近攤位都嫌棄我了,買菜的人好像也繞著我的攤位走。”

　　據這位攤主介紹,最近市場的監(jiān)管比較嚴格,進貨渠道、檢疫情況等都得登記備案。不過,很多攤主手裏都有囤貨,考慮到疫情的影響,都不願意再進。

　　“北京不是禁止活禽交易了嗎?你們還就一直這麼賣,沒人管你們嗎?”記者問道。

　　面對記者的問題,攤主顯得有些詫異,説了一句“沒聽説過不讓我們賣,問那麼多幹什麼”,便不再作聲。

　　在已經禁止活禽交易7年之久的北京,進行活禽交易的攤主為何從未聽説過“不讓賣”的聲音?答案似乎可以從以下的官方聲音中獲得:

　　北京市確診的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女童姚某的父母從事活禽販賣工作,北京市疾控主動篩查出的首例無癥狀H7N9病毒攜帶男童竹某的父母從事禽魚販賣工作,女童父母的活禽店在順義區(qū)古城村中心街,男童父母的則是在朝陽區(qū)奶東村。面對“北京的活禽交易查禁工作是否存在漏洞”的問題,北京市重大動植物疫情應急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姚傑章向媒體闡釋,上述兩家從事的活禽販賣均屬於“散賣”,“事實上,順義和朝陽區(qū)奶東村那兩個從事活禽販賣的都不能認定為活禽交易點,我們給它定論為小私屠濫宰點,朝陽區(qū)那家商戶本來是賣魚的,如果有人需要活雞給他打電話,他再從別的地方預訂過來,但他們沒有檢疫證,不符合北京市禽類定點屠宰要求,也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要求”。

　　“這麼多年北京一直在堅持關閉活禽交易市場,北京所有大市場都不存在活禽交易市場。”姚傑章同時坦承,在城鄉(xiāng)接合部的流動攤點在管理上的確有困難。

　　禁與放:消費需求是關鍵

　　查閱相關資料,記者大致梳理出了北京市禁止活禽交易的時間脈絡:

　　2003年底2004年初東南亞爆發(fā)禽流感,當時北京暫時關停了所有的活禽交易市場。而禽流感過後,對活禽市場的管控曾有所鬆動；

　　2004年3月24日,北京市下發(fā)的《關於本市防治重大動物疫病的下一步工作意見》提及,鋻於全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趨於平穩(wěn),在本市恢復活禽交易,但交易場所必須相對獨立,便於消毒；嚴禁活禽現場宰殺；

　　2005年11月,受新一波禽流感疫情影響,北京市政府再次宣佈全市暫停活禽交易活動。疫情過後,活禽市場是否解禁,則一直沒有明確。關停事實上持續(xù)至今,已有7年之久。

　　2006年6月16日,北京市農業(yè)局發(fā)出通知,稱北京活禽交易可以有條件恢復。並規(guī)定凡從事活禽(包括鳥類)經營活動的市場以及攤位,必須由所在地動物防疫監(jiān)督機構實施動物防疫條件審核,取得《動物防疫合格證》後,方可從事活禽交易。

　　2006年11月20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fā)89號文,要求“率先在大城市逐步取消活禽的市場銷售和宰殺,推行‘禽類定點屠宰、白條禽上市’制度”。

　　自此,北京市場上並沒有攤位通過審核,理論上説活禽交易事實上並未恢復。

　　和北京一樣,早在2004年,上海也曾因高致病性禽流感停止過活禽交易。但疫情之後,上海又逐步放開活禽交易市場,並規(guī)定活雞必須定點銷售。據上海市農委主任孫雷的解釋,當時之所以恢復活禽交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照顧市民的消費習慣”。

　　今年4月8日,在上海市農委召開的新聞發(fā)佈會上,對於上海是否會以此為契機,永久停止活禽交易的問題,孫雷表示,會充分徵求市民的意見。這個話題立即引起了爭議。在某報紙官方微博發(fā)起的投票調查中,對於“你是否贊成上海永久停止活禽交易?”一問,贊成563票,佔28.7%,反對595票,佔到30.4%,差別不大。

　　無獨有偶。臨近上海的杭州,十年前也曾考慮過“禁活禽”,在市區(qū)推行家禽定點宰殺,但遭到養(yǎng)殖戶、經營戶、消費者的強烈反對,方案無疾而終。在杭州五星級農貿市場推行的試點,也在運營一段時間後,生意蕭條,在消費者對現殺現賣活禽的需求下,一年後恢復了活禽交易。

　　在記者的採訪中,不少民眾向記者反映,若沒有禽流感,自己對於活禽更有“好感”。

　　“活雞一眼就能看出來身體好不好,但宰殺好的雞,之前是死是活,過程是否安全、乾淨都沒法自己監(jiān)控,讓人很不安心。”在嘉園路的這家農貿市場,曾經是活雞的老買主的張大媽這樣對記者説。

　　“和生豬屠宰需要專業(yè)技術不同,家禽宰殺簡單容易,殺雞一般成年人都會,很難實施監(jiān)管。”一位不願具名的地方畜牧局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所以,現在雖然禁止了活禽交易,但只要消費者的這類需求仍存,那麼一個必然的後果就是,出現大量的地下活禽交易。

　　專家:改變習慣才是治本

　　“迄今為止,在一些邊遠地區(qū)(尤其是山區(qū)),經濟較為落後的地方以及經濟發(fā)達城市的某個死角,活禽經營市場處於無人過問或幾乎無人監(jiān)管的狀態(tài),從四面八方運來的活禽集中在集貿市場出售,交易的人群隨意挑選購買,用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隨意運走。”在地方動物監(jiān)督所工作的鐘敏菱説,據他了解,在某大城市郊區(qū)公路邊的一開闊地上,每天下午18時開始,陸續(xù)有小販開著小貨車摩托車或騎著自行車,載著各類活禽在此集中交易,購買者也準時到位,兩三個小時的交易時間過去後,空地上隨處可見雞鴨糞便,雞鴨毛到處飛揚卻無人管,路過這裡的行人大多掩鼻而行。

　　在鐘敏菱看來,目前我國活禽市場存在防疫設施不健全、檢疫手段落後、缺乏管理體系等問題。“活禽經營場所、宰殺場所以及活禽籠具、宰殺器具等清洗消毒工作不能定期進行,運載活禽的工具也沒有清洗消毒就進出場了,特別是在城市和鄉(xiāng)鎮(zhèn)的農貿市場,這樣不利於疫病的防疫和控制,甚至可能造成疫病的傳播。”鐘敏菱説,此外,在城市和鄉(xiāng)鎮(zhèn)的農貿市場沒有無害化處理設施,對於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禽類不能進行無害化處理,而是隨便拋棄,甚至有經營戶將之出售的違法行為發(fā)生。

　　“從流行病學角度上講,禁止活禽交易有利於疾病預防,尤其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人口密度相當高的大城市。”復旦大學公共衛(wèi)生學院院長姜慶五説,儘管目前對於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感染途徑尚不明晰,但多數專家都認為活禽市場是最大的潛在危險。

　　他認為,活禽交易的污水處理、活禽運輸、宰殺環(huán)境密封等方面都需要格外注意,無論從監(jiān)管還是成本上來説,投入不會小,“因此,僅從成本角度考慮,禁止活禽交易,把風險降到最低,也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鐘敏菱則建議説,現階段應嚴格活禽經營市場開辦條件,規(guī)範活禽經營行為。並加強活禽經營市場衛(wèi)生管理,實行定期休市制度,“規(guī)範市場活禽宰殺行為,逐步推行活禽定點屠宰制度。各級部門要嚴格規(guī)範現有活禽經營市場的活禽宰殺行為。市場開辦單位要建立健全活禽宰殺管理制度,配備與宰殺規(guī)模相適應的消毒、通風和無害化處理等設施、設備、活禽宰殺區(qū)域佈局、設施等條件要符合動物防疫衛(wèi)生等相關要求,實行活禽宰殺、銷售分離制度:即宰殺區(qū)域與銷售區(qū)域必須相隔一段距離,且須用阻隔物加以隔離；從事活禽宰殺的人員要符合衛(wèi)生部門的要求,取得健康證明並採取必要的防護措施；活禽銷售人員和宰殺人員要佩戴明顯的區(qū)分標誌,不得相互交叉”。

　　“同時,積極倡導食用冰鮮禽肉,引導消費者轉變宰殺活禽的消費習慣,樹立更加健康科學文明的消費觀念。”鐘敏菱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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