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易中天是推理小説迷，而他自己研究歷史，也常會揪住其中一點，用證據(jù)、邏輯和推理迷的一點直覺進行思考和推理。因此，他寫“中華史”骨子裏嚴謹，讀起來卻頗有幾分推理小説的快感。

　　以《品三國》獲得大批書迷的學者易中天2013年宣佈寫作《易中天中華史》，至今已出版18卷，平均一年4卷。最新一卷《王安石變法》日前問世，與上一卷《大宋革新》間隔了半年。對此，易中天坦陳：“王安石變法非常難寫。”

　　“王安石變法”難在哪？易中天説，最大的難點在於立論和觀點。寫作之前，他讀過很多前人著作，但自己並不滿意，“關於王安石變法，史學界的研究，從宋代開始就是‘選邊站’。一部分人贊成王安石變法，一部分人反對王安石變法。宋代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主流觀點站在司馬光那邊，反對王安石變法。到了後來，尤其是現(xiàn)當代，又反過來了，更多的是挺王安石，反司馬光。”在易中天看來，“選邊站”的研究方式，導致兩方在研究時都採用傾向於己方觀點的論據(jù)，得出的結論並不可靠，“我的原則是選擇一個客觀中立的視角，有一分史料説一分話。”

　　難點之二在於史料的龐雜。據(jù)易中天介紹，研究王安石變法前後這段歷史，他的主要參考資料是李燾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元代人編的《宋史》、清代人畢沅的《續(xù)資治通鑒》，還有楊仲良《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及《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等。宋代的文人筆記、小説野史傳世數(shù)量也很多，要從繁雜的史料中提取有用資訊，難度著實不小。

　　“王安石變法”前後這段歷史，不僅史料繁雜，牽涉到的人物也特別多。皇帝、保守派、改革派，新黨和舊黨反覆鬥爭，此起彼伏，為理清亂麻，易中天採用的方法是做年表。他説，寫“王安石變法”是開始“中華史”寫作以來，所做表格最多的一卷。易中天做的年表，時間精確到日。比如，王安石被任命為副宰相，是在富弼被拜相的第二天，過去，沒人在意這個時間點的微妙。兩項人事變動命令為何不在同一天發(fā)佈？其中有什麼玄機？再如，王安石第二次進京拜相，神宗哪一天發(fā)的詔令，使者多久能到江寧，王安石路上走了多久，王安石和神宗哪一天在東京見面等。種種關係通過年表一目了然，進而可以揣摩君臣二人當時的心思。

　　易中天是推理小説迷，在寫作間隙，他的一大樂趣就是讀推理小説。而他自己研究歷史，也常會揪住其中一點，用證據(jù)、邏輯和推理迷的一點直覺進行思考和推理。因此，他寫“中華史”骨子裏嚴謹，讀起來卻頗有幾分推理小説的快感。該書責任編輯介紹，《王安石變法》一卷化繁為簡、條分縷析，讓複雜的政治人事鬥爭一目了然，也有小説般的場景供讀者回味。據(jù)悉，在“卡殼”半年的《王安石變法》之後，《易中天中華史第十九卷：風流南宋》最快將於今年年中出版。

　　《易中天中華史：王安石變法》選讀——

　　王安石進京

　　比司馬光小兩歲的王安石是江西臨川人，字介甫，而且跟前者一樣也是官員的後代，也是從小就博覽群書，後來又考中進士。據(jù)説，王安石甚至原本排名第一，只是由於仁宗皇帝不喜歡他考卷中的一句話，這才屈居第四。

　　犯忌諱的那句話，叫“孺子其朋”。

　　孺子就是小孩子。春秋時，齊景公跟兒子做遊戲，自己嘴裏咬著繩子扮著牛，讓兒子牽著走。沒想到他兒子一跤摔下去，景公的牙齒就斷了，從此留下“孺子牛”的典故。

　　顯然，孺子沒問題，犯忌諱的是朋。這個字讓皇帝想起了朝中的朋黨之爭，而朋黨是最讓君主頭疼和反感的，儘管仁宗不可能知道，黨爭還將由於王安石的變法而加劇。

　　於是皇帝説：有這句話，就不能當魁首。

　　大家都覺得冤，王安石自己卻並不在乎。

　　這樣一個人，當然也不會在乎擔任什麼官職，長官對自己又有何評價。我們知道，王安石進士及第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揚州任淮南簽判，長官則正是韓琦。由於讀書寫作常常通宵達旦，王安石上班時往往來不及梳洗，便被韓琦誤以為他尋花問柳夜夜笙歌。於是有一天，韓琦終於忍不住語重心長地對他説：年輕人，要上進，不可自暴自棄啊！

　　對此，王安石的反應是一言不發(fā)。

　　這讓韓琦很不高興，兩人的關係也沒有改善。後來韓琦罷相離開京師，神宗皇帝曾經(jīng)問他：愛卿離職，誰可以接替這個位置呢？王安石怎麼樣？

　　韓琦斷然否定：不可以！

　　王安石卻繼續(xù)我行我素。按照當時的慣例，他在揚州任簽判期滿之後，可以回京參加考試，從而成為皇帝秘書班子的成員。王安石卻放棄了這個機會，到今天的浙江省寧波市去當知縣，又到舒州（今安徽省潛山縣）去做通判。他甚至謝絕了文彥博和歐陽修的推薦，一心一意做地方官。

　　當然，此後王安石也做過京官，但總是不安心，也總是要求調到地方上去，理由則既正當又充分：先父未葬，二妹當嫁，母親年老多病，自己家貧口眾，京師這樣開銷巨大的地方實在是住不起，懇請朝廷收回成命云云。

　　然而王安石越是辭官，朝廷就越是要他做官。雙方都很執(zhí)著，也都有耐心，不惜展開拉鋸戰(zhàn)。最有戲劇性的，是在嘉祐五年（1060）十一月，王安石和司馬光同時被指派修起居注，也就是幫皇帝寫日記，兩個人竟一齊辭官。結果是司馬光辭了五次，最後只好接受。王安石卻死活不肯，甚至在詔書送達時躲進了廁所裏。信使只好將詔書放在王安石的桌子上，王安石又追上信使退回了委任狀。

　　不過，第二年被任命為知制誥時，就沒再辭官。

　　這樣在京師待到嘉祐八年（1063）八月，王安石終於回到又叫金陵的第二故鄉(xiāng)江寧，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因為他的母親去世了。也許就在這時，他寫了一首膾炙人口的詞：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

　　峰如簇。歸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yún)淡，星

　　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

　　相續(xù)。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

　　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據(jù)説，當時以《桂枝香》的調式寫金陵懷古詞的有三十多家，只有王安石這首是千古絕唱。就連才華橫溢的蘇東坡讀了以後都這樣讚嘆説：那老傢夥只怕是野狐貍精。

　　這首詞的藝術成就確實毋庸置疑。不過，我們更多地還是讀出了當時士大夫的家國情懷。尤其是“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一句，憂國憂民之心可謂躍然紙上。何況“以天下為己任”也原本是王安石贊同的主張。因此，他為什麼一再拒絕在中央政府任職，就難免讓人猜測不已。

　　説得過去的解釋是他想幹實事，不想當閒差。在寧波鄞縣（鄞讀如銀）做知縣時，王安石曾經(jīng)用十三天時間走數(shù)百里路進行調研，終於弄清楚了這樣一個水源充足之地竟會發(fā)生旱情的原因，並且進行了根治。在他的治理下，鄞縣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一派安定團結，一片欣欣向榮。

　　之後在其他崗位上，王安石也表現(xiàn)出實幹精神。他在常州知州的任上甚至想開鑿一條運河。這事由於種種原因（包括天氣不好和上下級反對）最終無法進行，是非功過也難以評價，但他想實實在在做點事情卻毋庸置疑。

　　王安石是個好官，至少想做好官。

　　更難得的是，王安石胸中的格局很大。嘉祐三年（1058）十月，他被任命為三司度支判官，也就是國家財政委員會具體負責收支的官員。這是他第一次接觸中央財政，卻立即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帝國的潛在危機。於是，就像司馬光四年後做的那樣，王安石也給仁宗寫了一封信，同樣是洋洋灑灑，下筆千言，歷來被看作其後變法的綱領性文件。

　　萬言書的內容十分豐富，讓歷史記住的是這些話：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

　　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

　　也就是説，財政原本不該是問題，成為問題是因為理財無方，理財無方又因為不知法度。所以，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唯一的出路是變法。

　　這不正是宋神宗要做的事，要找的人嗎？

　　然而皇帝陛下卻非常沒有把握，因為王安石的倔強是出了名的。他在中央政府任職時，曾經(jīng)一度被臨時差遣去復查京師的刑事案件，結果當即就跟開封府發(fā)生衝突。案子説來簡單：有個傢夥未經(jīng)同意拿走別人一隻鵪鶉，被主人追上當街一腳踢死。於是，開封府將後者判處死刑。

　　王安石卻要翻案。他説：依法，無論搶劫還是竊取都是盜賊。鵪鶉的主人是捕盜，不是謀殺，開封府判決有誤。

　　開封府當然不服，上訴到最高審判機關大理寺、最高復審機關審刑院，兩院都支援開封府。實際上，王安石的説法是有問題的。因為抓捕罪犯原本是公安部門的事，民眾無權擅殺擅捕，儘管此人也只是失手，沒有謀殺的故意。

　　因此，以過失殺人論罪，才是合適的。

　　可惜雙方都不這樣考慮問題。開封府主張殺人償命，王安石堅持無罪釋放，敗訴的王安石當然要被問責。不過這時仁宗皇帝已經(jīng)懶得為這些小事傷神，批示不予追究。但按照制度和慣例，王安石仍必須到宮殿外面謝恩謝罪。

　　王安石卻説：我無罪，不謝！

　　最高監(jiān)察機關御史臺當然不能坐視不管，便發(fā)出公文進行催促，催促不果又進行彈劾，王安石仍然不肯。朝廷也拿他沒有辦法，只好將他換了一個職務和差遣了事。

　　所以，神宗要召王安石進京，便很怕他不來。

　　韓維卻告訴皇帝大可放心。他説：王安石是一個有志於安邦定國經(jīng)世濟民的人，並不甘心終老山林。何況陛下初登大位，勵精圖治思賢若渴，天下之人誰不爭相效力？如果誠心誠意以禮相聘，王安石怎麼會不來？

　　神宗説：愛卿先打個招呼，試探一下，怎麼樣？

　　韓維説：那他就肯定不來了。他這個人，是只能用道義去説服，不能用利益來引誘的。請陛下聖裁。

　　神宗欣然同意：好！就照你説的辦！

　　王安石也終於再次來到東京開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