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樹 （油畫） 93.4×74釐米 1889年 梵谷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評價歷史人物應有歷史眼光

　　在歷史環(huán)境下，每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密切結合的時代，作家的某些行為實際上是不應該過分地苛求。我們就其作品來討論一個作家比較好，就像我們研究一個畫家，那我們首先就得看他畫的畫；研究一個書法家，首先當然得看他的書法。有一些人比如蔡京、王鐸的書法，因為他們個人道德方面的問題、個人的某些經(jīng)歷，會影響對他們書法藝術作品的判斷，但是隨著歷史長河繼續(xù)往前流淌，人們對他們的書法會有更加公正的評價。按説王鐸是貳臣，明末崇禎年代的臣子，後來在清朝做了高官，對明朝遺老遺少來講，他是貳臣，所以地位壓得很低，但是幾百年以後，我們看王鐸的書法成就已經(jīng)不可撼動。所以很多文學家、畫家的歷史最終地位的確定，還是要看他們的作品，對他做人方面的某些瑕疵，私生活方面某些被人詬病的一些細節(jié)，時間拖得越長越淡化，最終他們的好作品還是能夠留住。

　　評價這些歷史人物應該有歷史的眼光、歷史的角度，最根本的是我們作為後人確實應該尊重前人私生活方面的一些隱秘，不要過多地解密，尤其不要醜化。我們作為後人應帶著恭敬之心來研讀作品，然後思考他們的作品為什麼能在那樣的歷史年代發(fā)揮巨大的作用，以及他們作品為什麼還受到現(xiàn)代讀者關注，是不是繼續(xù)發(fā)揮有益的作用。

　　比如，魯迅先生對我影響很大，我的《檀香刑》就是一部向魯迅致敬的作品。我們尊敬魯迅、學習魯迅，但是我們不能神化他，不能説魯迅説的每句話都是對的。所以每過一段時間，大家對魯迅的一些觀點、作品提出另外不同的看法進行商榷，學術探討是應該允許的，也是正常的，這跟往英雄的頭上潑臟水不是一回事。對偉大的文學家，我們尊敬、學習，還要繼承，但是不能神化，要有客觀公正的分析。我們認識到前人偉大的方面，同時也要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們的前輩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否則也沒有我們存在的必要。假如我們的前輩一切都盡善盡美，那麼我們這些創(chuàng)作者變成讀者就行了，就不需要創(chuàng)作了。

　　“斷語”不能拿字眼來摳

　　吳冠中先生説他平生最崇拜三個人，一個是魯迅，一個是梵谷，一個是他太太。魯迅給他思想，梵谷給他藝術的革命性，他夫人保證了他的後勤。他説“一百個齊白石比不上一個魯迅”，實際上是藝術家的極端之言，為了強調美術家也應該具有思想的重要性。有個性的藝術家會下很多斷語，千萬不要一再地摳字眼，他就是表達一種強烈的情緒，因此才把話説得絕對，語不驚人死不休！如果吳先生不是這麼説，人們能記住嗎？比如吳先生説：“畫家也要讀文學啊！文學很重要啊！”説完，大家就忘了。他一説“一百個齊白石比不上一個魯迅”，全都記住了。他還説“筆墨等於零”，也是為了強調，他怎麼不知道筆墨不等於零呢？這是一句極端的話，不能拿字眼來摳，因為偉大的美術作品同樣是不可比擬的。

　　魯迅的小説《狂人日記》，我們説發(fā)揮多大作用，怎麼估量都不過分；但徐悲鴻先生的《愚公移山》，蔣兆和先生的《流民圖》，梵谷的《向日葵》，俄羅斯巡迴展覽畫派的作品等，産生的影響難道不比一部小説強嗎？而且，美術和文學，音樂和美術，舞蹈和歌唱、音樂都是互相影響的，所以，任何一個修養(yǎng)高的藝術家往往兼具多方面的藝術才能。像齊白石的詩歌寫得多好，風趣、幽默、機智、詼諧而且很深刻。有很多作家畫畫也很好，國外一些作家也能畫很好的畫，所以是互相影響的。

　　《紅高粱》與美術大有關係

　　我沒有受過任何美術教育，只是作為一個欣賞者，看多了當然也能感覺出什麼樣的畫好。20年前，我花了400塊錢買了某某大師入門弟子畫的山水畫，掛在客廳裏，當時覺得挺好。過些年，我越看這畫越感覺不好，乍一看什麼都有，有山有水，色彩艷麗，但是時間長了覺得彆扭，哪個地方總覺得不自然，沒有達到很高的藝術境界，然後就換了一幅。這説明我對畫的審美認識提高了，就像神槍手天天打，畫家也只能天天畫，我們作為欣賞者也要天天看，看的多了自然就知道。

　　我對書法沒研究，頂多算書法的愛好者而已，某種意義上來講是在浪費紙墨。最近嘗試用左手寫字，結果導致右手的鋼筆字發(fā)生了變化，所以，我練毛筆字最大的收穫是鋼筆字有進步。

　　我當年在軍藝學習的時候，在寫作《紅高粱》的過程當中，就深受印象派畫家的啟發(fā)。梵谷畫面上旋轉的星空、擰著生長的樹，高更在南太平洋島嶼畫的《我們從哪來？我們是誰？我們往哪去？》，那種用色的大膽，色塊的堆積，讓我在寫作的時候感覺到有一種力量，感覺到一種巨大的衝動。於是無形當轉機換成我的小説語言，當然，我在作品裏不是直接去寫美術、寫線條、寫色彩，但是我會産生一種強烈的情緒，這種情緒就調動了我的詞彙，詞彙裏就有了我所喜歡的美術家同樣的風格。所以，印象派畫作的風格，跟我早期小説裏的語言風格，在藝術的資訊方面是通聯(lián)的。《紅高粱》裏面對色彩的大量描寫是下意識的，可能就是跟那段時間我非常喜歡美術大有關係。

　　很多作家喜歡戴著耳機寫作，我有一段時間也是戴著耳機寫作，聽音樂的節(jié)奏感會轉化成語言的節(jié)奏感，一邊寫一邊晃動，感覺腦袋裏的詞彙源源不斷地流出來，音樂節(jié)奏快的時候行文節(jié)奏也緊湊，語言仿佛音符在跳躍，這種體會應該很多作家都有。畫家是不是也能夠從文學作品裏得到教益？我想應該肯定能。（文/莫言 ）

　　作者為作家，本文為馮智軍根據(jù)採訪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