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漢語中常用的“譯”字，是個多義詞，既做動詞，也做名詞，覆蓋了不同翻譯活動和不同的翻譯方式，既表示口譯，也表示筆譯，表示翻譯職位和翻譯工作者。“譯”的諸多義項是在我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漸漸生成的，這種歷史本身，便形成一種翻譯文化，值得我們關注。而關於“譯”字的兩種現(xiàn)代闡釋，又生成了其更多的義項。這就是復義的“譯”。

　　一

　　清代黃本驥《歷代職官表·禮部會同四譯館》記載，夏商週三代的政府都設置“象胥”一職。翻看秦漢時成書的《周禮》，在其《秋官·司寇》中有如下的記載：“今總名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制言而諭説焉，以和親之。”這裡的“象”是“相似”之意，表示中原話與南方話相像。周代中原與南方通商，周人看重象骨做成的器物。通商要有懂得南方語言之才，譯者稱“象”，比喻其作用重大。這樣一來，象胥便成為周代譯官的統(tǒng)稱。與《周禮》基本同時代成書的《禮記·王制》中記載，掌管不同方向的翻譯職官，分別有著不同的稱謂：“五方之民，言語不同，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唐代孔穎達對這四種官職給出如下的釋義：寄者，言傳寄外內(nèi)言語；象者，言倣象外內(nèi)之言；狄鞮者，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譯，陳也，謂陳説外內(nèi)之言。

　　西漢以降，北方少數(shù)民族與漢地衝突頻發(fā)，“譯”官的事情開始多起來，“譯”字也跟著開始流行與使用。而其他東南西三個方向的官員，因沒有或少有民族衝突，語言轉(zhuǎn)換的事情自然少了起來。待到譯字、譯官在漢初、漢中流行以後，便不再按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來做其稱呼，“象胥”“狄鞮”及“寄”這三個詞彙便漸漸消失在歷史中，並且一去而不復返了。

　　幸運的是，“譯”這一職位及其指代的語言轉(zhuǎn)換行為，卻一直延續(xù)了下來。無論歷朝歷代的歷史語境如何變化，從“象胥”到“譯”的更疊與流行，都與政府間外交活動直接相關。不幸的是，翻譯官職（人員）雖然存在了三千年，但其地位卻一直低下。例如，從漢代的譯長、譯官令、九譯令，北朝的譯令、譯史，唐代的譯語人、譯史，宋代的譯語通事，金代的通事、譯史，元代的譯史，明代的通事，清代的通官、譯生、通事、翻譯官，都可以看出，翻譯人員及翻譯活動，雖官階不高，大抵都“不入流”。只有清代的“通譯官”地位略高，是五六品官銜，拿四品俸祿。但這並不能抹殺譯官在外交事務中佔據(jù)一席之地，並參與構建主流文化。

　　可見，“譯”字從一開始就包含了翻譯職員及翻譯行為兩方面的意思，二個義項互為表裏，不分先後。“譯”在其原初語境中用做動詞，在現(xiàn)代漢語中，“譯”“翻譯”也多用作動詞。漢語詞性使用的延續(xù)性從中可見一斑。

　　清代陳澧説：“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xiāng)臨，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地遠，説的是空間，即不同語言間的翻譯；時遠，説的是時間，即不同時代漢語言的翻譯，稱為“訓詁”。這兩種意義上的翻譯，是把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相互介紹，異質(zhì)同構，有異有同，相剋相濟。西元382年，道安就説道：“譯胡為秦，正當以不聞異言，傳令知會通耳”。時至今日，這仍是有關翻譯本質(zhì)最佳的説法。

　　二

　　錢鐘書和許淵衝對“譯”字進行的現(xiàn)代闡釋，引申出其更多的含義，豐富了“譯”的內(nèi)涵與外延。錢鐘書《林紓的翻譯》開門見山，指出“‘囮’，譯也。從口化聲。率鳥者係生鳥以來之，名曰‘囮’，讀若‘譌’。南唐以來，小説家都申説‘譯’就是‘傳四夷及鳥獸之語’，好比‘鳥媒’對禽鳥所施的引‘誘’‘譌’‘訛’‘化’和‘囮’是同一個字。‘譯’‘誘’‘媒’‘訛’‘化’這些一脈通連、彼此呼應的意義，組成了研究詩歌語言的人，所謂‘虛涵數(shù)意’，把翻譯能起的作用、難於避免的毛病、所嚮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來了。”這段文字論及“譯”及其多個近義字，進而闡釋“譯”字的三種意義：即“譯”的作用、毛病及最高境界。第一，翻譯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譯者是居間者或是聯(lián)絡員，介紹大家去認識外國作品，引大家去愛好外國文學，仿佛做媒似的，使國與國之間締結(jié)“文學因緣”；第二，某些方面、某種程度的“訛”誤，是不可避免的；第三，作品從一種文字轉(zhuǎn)成另一種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入于“化境”。

　　許淵衝對“譯”字進行的現(xiàn)代闡釋如下：其一，譯者一也，譯文應當在字句、篇章與文化的層次上求得與原文的一致，西方翻譯理論強調(diào)“同一”，也是這個意思；其二，譯者依也，譯文只能以原文字句為依據(jù)；其三，譯者異也，譯文需創(chuàng)新立異，這樣，譯文總會有異於原作之處；其四，譯者易也，翻譯要轉(zhuǎn)換語言形式；其五，譯者意也，翻譯要傳情達意，包括言內(nèi)之情，言外之意；其六，譯者藝也，文學翻譯是藝術，不是科學；其七，譯者益也，翻譯工作，開卷有益；其八，譯者怡也，文學翻譯要能移性悅情，使人“好之、樂之”。以這種思路，還可以繼續(xù)追加“譯”字的兩種現(xiàn)代詮釋。其九，譯者驛也，翻譯工作穿插往復於兩種甚至多種語言之間，就像往返“驛”站間的“驛”馬；其十，譯者繹也，翻譯行為是對原作的闡釋、演繹，巧合的是，西方翻譯理論中也有類似觀點。

　　這裡，“譯”字的十種現(xiàn)代闡釋，把“譯”字從語言轉(zhuǎn)換引申到字形轉(zhuǎn)換，因為兩者具有內(nèi)在邏輯的一致性。譯的本義指語言轉(zhuǎn)換行為，在這裡被抽象提取，用於陳述語言以外的事情。就這樣，“譯”字，在厚重的歷史積澱與睿智的現(xiàn)代闡釋中，引申出內(nèi)涵深厚、外延幽遠的多種意義，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多義詞。（作者：蔣童，係首都師範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