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議》對西方共産黨人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專訪共産黨(義大利)總書記馬可 裏佐
參考消息網3月24日報道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是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一個歷史決議，這一決議不僅對中國具有深遠意義，對於西方共産黨人而言，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日前，共産黨（義大利）總書記馬可 裏佐接受《參考消息》特約記者李凱旋專訪時如是説。裏佐曾任義大利眾議院議員（1994-2004年）以及歐洲議會議員（2004-2009年）。
百年輝煌並非偶然
李凱旋：我們了解到越來越多的義大利共産黨人和左翼學者對中國共産黨的百年曆史産生了濃厚興趣。您在讀完《決議》後，如何看待當前中國共産黨對自身歷史的認識與思考？
裏佐：中國共産黨人100多年來所開創的道路，是獨一無二的。中國共産黨人不斷地、不懈地通過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光輝的未來。100年來，中國共産黨人始終牢牢地植根于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和國家的經濟社會現實，始終沒有忘記自身的初心與使命。這是一段複雜的歷史，也是共産黨人面向人民、為人民服務的歷史。
我們清楚地知道，中國共産黨的歷史與包括義大利共産黨在內的所有西歐共産黨，都存在較大差別。在對中國共産黨歷史的觀察中，我們尤其關注中國共産黨人對自身歷史的整體態度。儘管中國共産黨的思考中不乏對某個歷史時期的嚴厲批評，但從未將各個階段割裂開來，也絕無對自身信仰和指導思想的背棄或妖魔化。中國共産黨毫不掩飾自身歷史上的挫折時刻，但是他們將之置於辯證唯物主義的敘事邏輯中。換言之，這些錯誤是由於複雜的歷史背景而難以避免。
我們義大利共産黨人近二十年來一直遭遇分裂困擾，各派之間的分歧尖銳。黨內民主辯論是應該且必須存在的，但在對歷史進行意識形態的重述時，我們應該向中國共産黨人學習。
李凱旋：在您看來，歷史和中國人民選擇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裏佐：中國人民之所以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因為他們在這100年裏認識到，黨是孕育於人民之中而非某種疊加在人民之上的外來組織。中國共産黨作為本國歷史和文化演進的最高成果，也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
此外，中國共産黨成功使得從外部引進的馬克思主義沒有被中國人民當作外來的、沒有根基的事物，更沒有在社會文化發展進程中引發排異反應。這種成功絕不是理所當然的。這同時也表明，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能夠遠遠超越其誕生時空範疇的意識形態——在100多年後的今天，仍具有普遍價值。
對於我們這些在西方思想文化傳統中成長起來的西方人來説，與馬克思主義的接觸是完全自然的。因此，也許我們很難想像，推動馬克思主義適應，或者説與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建立聯繫有多麼困難。
李凱旋：您如何看待中國共産黨的領袖在黨的百年曆史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裏佐：中國共産黨的百年史是一部集體主義的歷史，由所有參與其中的共産黨人所創造。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國共産黨的傑出代表推動了黨的歷史發展。黨的領袖，被視為黨中央的核心，也是全黨的核心。但是，這些偉大人物沒有脫離甚至高於黨的其他部分。他們的崇高地位，是一個匯集並凝聚了全黨所有能量的焦點。
我們歐洲共産黨人，應該從中得到一些啟示。因為儘管我們反覆説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仍然不時會忘記——偉大人物往往是數百萬人推動下的偉大歷史進程及其成果的集大成者。
偉大變革的核心力量
李凱旋：自1949年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的飛躍式發展舉世矚目。您如何看待中國共産黨在其中所發揮的核心作用？
裏佐：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經歷了許多轉變，每一個階段都充滿艱辛，不乏磨難。擁有戰略遠見和家國情懷的中國共産黨，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領導核心作用。
新中國的第一個發展階段，為後來的發展和當下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功奠定了至為重要的基礎。第二個發展階段，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這一探索，是在對人民群眾共同發展之需求的響應中形成的。發起中國改革的同志們，非常清楚自身正冒險進入歷史上的未知領域。在具體的現實中，任何社會主義建設都面臨不斷涌現的挑戰和新事物，而且都是特定歷史情境中的改革所無法回避的。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帶領中國人民開啟的新時代承前啟後，繼往開來，通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美好未來。
我在《決議》中注意到這段話，“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黨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這裡所蘊含的長期願景，一方面證明承擔這一歷史責任的中國共産黨人的態度是極為嚴肅認真的；另一方面也説明中國共産黨具有堅韌不拔的毅力，進行的思考和探索都是卓有成效的。
我還想強調的是，中國的國家治理者——特別是執政黨中國共産黨——擁有巨大的共識和威信。這與西方各國政府形成鮮明對比。西方社會治理者的短視和狹隘隨處可見——特殊利益在經濟和社會政策選擇中不斷佔據上風，人民的利益不斷被踐踏和漠視。西方治理精英陷入了共識和聲望持續流失的危機。新冠肺炎疫情使這一危機進一步惡化，暴露了當代資産階級在社會治理方面的功能紊亂和去合法化態勢。
用受到法西斯迫害的義大利共産黨領袖安東尼奧 葛蘭西的話説，資産階級已經進入了頹廢階段，不再能夠發揮其享有的領導權，儘管它空前地擁有無處不在的教化、灌輸和宣傳手段。與此同時，在東方，無産階級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及其政治上的領導者——中國共産黨，成功地以令人信服且有力的方式影響了追隨它的整個民族。
李凱旋：事實上，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産黨的威信還源於勇於自我革命的優良品質。
裏佐：是的，《決議》通篇無處不彰顯著中國共産黨人勇於自我革命的坦誠與睿智。顯然，中國共産黨人不乏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美德。錯誤和缺點？當然有！甚至嚴重違反法紀、腐敗等行為也是存在的。中國共産黨明確提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這表明，沒有任何消極的東西被忽視。負面行為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但它們被揭露和批判了。
與之相反，西方治理中則普遍存在幾近炫耀式的有罪不罰現象。我們的編年史中充斥著被“抓現行”的政治人物，他們不僅沒有為自己的不當行為付出代價，而且不久後便被任命在責任更微妙的新崗位上。法律意義上的懲罰在不斷加碼，但從未落實。
貪污、劫掠和工作場所的事故，使義大利在一個自稱“文明”和“進化”的世界中處於最可悲的地位。這是一種腐蝕了義大利人民道德的疾病。每個人都習以為常，甚至還去適應它——“大家都這麼做”。這裡還有對處於弱勢工人群體的欺壓——他們承擔著各種不公正的稅費。而大企業在以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逃避稅收後，發現此地已不再適合其“業務發展”，便攜帶多年來從大眾納稅中得到的鉅額利益遠走異國了。義大利民眾發出的責難，儘管有時不夠嚴謹，但仍能引發強烈的憤慨，最後卻也不過是被當成了耳旁風。
始終堅持對人民負責
李凱旋：不少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共産黨擁有一套嚴格的人才選拔體系和穩定連續的領導幹部隊伍，這是其實現良政善治的關鍵所在。您怎麼看？
裏佐：我們應該對中國領導層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進行更有益的思考。而當我反觀自己的國家時，總是備感沮喪。我們知道，中國的幹部選拔是非常嚴格且透明的。基於客觀衡量標準得出的選拔結果，是幹部在事業上晉陞或黜退的依據。簡而言之，實績高於一切。實績是由結果衡量的，但也通過幹部在回應人民需求時所獲得的滿意度和聲望來衡量。領導層的穩定性，也使他們能夠始終對自己的人民負責。在中國人民的眼裏，中國共産黨完全以負責任且透明的方式承擔著所有的歷史功過。
然而，這種負責任的穩定性在我們西方國家被歪曲為“獨裁”。但在西方，也有“精英統治”的説法。那麼，我們西方人的“精英統治”到底是什麼？領導層對誰負責，回應誰的需求？當然不是人民。相反，權力中心由隱匿的神秘力量所控制。政治被簡化為一台毫無意義的芭蕾舞劇，參演人物的角色是空洞無意義的，而且很明顯，演員自身也知道這一點。在兜兜轉轉、頻繁改變自身的政治光譜後，他們從一個崗位轉到另一個崗位，彼此相互替換，從而能為他們面對災難時的不負責任行為找到藉口。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去負責，每個人都指責他們的前任。隨風搖擺的領航者，帶領我們一步步走向深淵。
李凱旋：更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並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才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一系列飛躍式社會發展成就。
裏佐：是的，中國共産黨作為執政黨，很好地回應了人民對美好生活和美好未來的嚮往。中國在科學技術、經濟社會領域，以及在城鎮化和對最偏遠農村地區的改造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劃時代成就。《決議》中的這句話必須加以突出強調：“我國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十億二千萬人擁有基本養老保險，十三億六千萬人擁有基本醫療保險。”當然，福利不應被視為唯一的衡量標準，但我們必須承認，在苦難、貧困、匱乏和不發達狀態中的社會主義是不能給予人民這些社會保障的。
李凱旋：我們注意到不少義大利共産黨人多次表明立場，將維護世界和平寄希望於社會主義中國。您能否再簡要談談相關看法？
裏佐：戰爭的風險是我們最近一直在關注且愈發為之感到憂慮的主題。美國及其盟友——歐盟、“五眼聯盟”，在全世界肆意製造動蕩，而這些潛在的或具體存在的戰爭風險，隨時可能轉化為真正的軍事行動。西歐國家，特別是被地中海包圍的義大利，很容易受到這些威脅的影響。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民族可以被認為是安全的。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想到，作為世界人民和平堡壘的社會主義中國及其他國家，已經決心站起來阻止美國及其盟友的欺淩和有罪不罰的行為時，就備感寬慰。（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
中國共産黨歷史展覽館外景。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