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韓星

　　當今全球化是一個以經濟全球化為核心，包含各國各地區(qū)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科技、軍事、安全、意識形態(tài)、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多層次、多領域相互聯繫、影響、制約的概念。全球化使得多元文明接觸、聯繫不斷增強，多元文明如何相處？是對話還是衝突、是合作還是對抗？已經成為關乎人類前途命運、人類文明何去何從的重大問題。習近平主席指出，深化人文交流互鑒是消除隔閡和誤解、促進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徑。

　　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以西方世界為主導的20世紀前半葉，發(fā)生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造成了人類史無前例的災難。二戰(zhàn)以後雖然再沒有發(fā)生世界性的大戰(zhàn)，但幾乎每天都有規(guī)模大小不同的地區(qū)衝突和局部戰(zhàn)爭。不同文明和諧相處，和平發(fā)展，仍然是人類的渴望和理想。進入21世紀，全球化步伐加快，多元文明日益接近，人類社會正面臨著一場新的考驗。一些西方學者有著很深的西方中心主義情結和二元對抗思維模式。亨廷頓早在1993年美國《外交》雜誌第3期上發(fā)表文明的衝突？》，提出“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fā)生於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團之間。文明的衝突將主導全球政治。”亨廷頓試圖通過解釋文明間的衝突這一事實，告誡西方不要試圖用西方文明去改造非西方文明。他贊同的是文明間的對話、理解與合作，認為不同文明之間必定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必定需要通過鬥爭消滅其他文明才能實現世界和平。毫無以為，這是實實在在的誤讀和曲解。

　　多元文明和諧相處的基本前提是不同文明間展開和平對話。沒有對話的全球化進程會增大霸權主義、單邊主義的可能性；沒有對話的多元性可能會造成誤解、形成排他、産生衝突。其實，這種不同民族文明之間的對話，從古代就已經開始。世界上最早的巴比倫史詩《吉爾迦美什》便繼承了蘇美爾、卡爾德的文學遺産，而其中關於洪水的細節(jié)，後又被猶太人改編收入《聖經》，並成為《舊約聖經》中“諾亞方舟”的故事。中國古代文化同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對話交流，形成儒教文明圈。羅素也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觸，以往常常成為人類進步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學習希臘，阿拉伯學習羅馬，中世紀的歐洲學習阿拉伯，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學習東羅馬帝國。學生勝於老師的先例有不少。”人類不同文明通過對話，和平交流，公平競爭，可以避免不信任、不理解、仇視，乃至暴力鬥爭。

　　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各種産物，諸如東亞、南亞地區(qū)的印度教、回教，還有耆那教；中國的儒家、道家，還有大乘佛教；中東地區(qū)的猶太教，西方的基督教；等等，都應該進行廣泛的對話。西方文化與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東方文化之間，通過對話，完全可以相互取長補短，求得共同發(fā)展。西方文化與非西方文化之間，即使在某種意義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文明衝突”，也不能否定文明對話是全球文明發(fā)展的主要趨勢。同時，從另一角度言之，也因為一定程度地存在著文明衝突的可能性，就更有必要進行文明對話。文明之間的對話歷來是人類文明創(chuàng)造和諧的一個重要機制，是全球文明發(fā)展的重要機制。而當今世界的文明對話，就其廣度和深度來説，完全可以、而且應該超過人類文明的第一次“軸心時代”。

　　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fā)展、大調整、大變革之中，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fā)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快速發(fā)展，國際秩序出現深刻變化。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要體現中華文明的價值理念。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開放性、包容性特質，引起了各民族的認同。中華文明能夠以和為貴，強調和而不同、中庸之道，以忠恕之道為基本理念，能夠海納百川、不擇細流、相容並包，與其他文明交流融匯。中國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要求，被稱為“黃金法則”，成為全球倫理的普世原則，即是體現在各宗教和“非宗教傳統(tǒng)”中的全球倫理標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儒家的恕道，是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如果再加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就構成了完整的忠恕之道。以忠恕之道為價值指導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對話、交流、借鑒和融合是文明多樣性及其發(fā)展的內在動力，可以促進多元文明的和諧相處，增進人類福祉，為人類社會的和平安寧，並最終走向世界大同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