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誰創(chuàng)作、為誰立言，對於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來説，這是一個根本問題。

　　“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人民是創(chuàng)作的源頭活水，只有紮根人民，創(chuàng)作才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4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看望了參加全國政協(xié)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並在聯(lián)組會上發(fā)表了重要講話，鮮明地指出為人民搞創(chuàng)作、為人民做學問的立場與導向，為發(fā)展繁榮文化文藝、哲學社會科學提供了根本遵循。這就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學術研究者在創(chuàng)作研究中始終對準人民坐標。

　　歷史的創(chuàng)造、時代的雕塑緊緊依靠人民，人民的需要正是文藝存在、理論研究的根本價值所在。一切轟動當時、傳之後世的文藝作品，反映的都是時代要求和人民心聲；一切偉大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決人與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哲學社會科學就不會有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生命力。因而，所有有抱負、有追求的文藝工作者、學術研究者都應該追隨人民腳步，讓自己的心永遠隨著人民的心而跳動。

　　文藝也好，研究也好，一切創(chuàng)新歸根到底都直接或間接來源於人民，人民的利益正是文藝創(chuàng)作、學術研究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理應實現(xiàn)社會效益和經(jīng)濟效益相統(tǒng)一，當兩個效益發(fā)生矛盾時，經(jīng)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作家趙樹理曾説，“只要廣大農民能讀得起，我是不顧及稿費多少的。”有一年，美國作家貝爾登慕名拜訪趙樹理，問“你的書行銷這樣廣，得到的版稅一定非常多。”趙樹理回答：不，我不計較報酬。寫作，就是我為百姓大眾的一種工作。今天，儘管許多文化産品要通過市場實現(xiàn)價值，不能完全不考慮經(jīng)濟效益，但趙樹理這種人民利益至上的精神仍然值得我們學習。

　　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亦是如此。世界上沒有純而又純的哲學社會科學。為誰著書、為誰立説，是為少數(shù)人服務還是為絕大多數(shù)人服務，是必須搞清楚的問題。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都有“經(jīng)世致用”的傳統(tǒng)。吳文藻先生主張社會學要為中國人民服務，要對中國國計民生有用處；費孝通先生也提出，學術研究就是要“為富民事業(yè)想辦法、出主意”。傳承前輩大家們“立學為民，治學報國”的情懷，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fā)思想之先聲，當代學者才能更好地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走出方寸天地，閱盡大千世界，才能創(chuàng)作出激蕩人心的文藝佳作，把學問寫進群眾心坎裏。藝術可以放飛想像的翅膀，研究假設可以天馬行空，但一定要腳踩堅實的大地。文藝創(chuàng)作方法最牢靠的辦法是紮根人民、紮根生活。魯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後底層民眾的處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閏土、阿Q、孔乙己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同樣，研究創(chuàng)新最關鍵的方法是深入群眾、深入生活，誠心誠意做人民的小學生。多到實地調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狀況、把握群眾思想脈搏，著眼群眾需要解疑釋惑、闡明道理，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提出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理論，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xiàn)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70年砥礪奮進，無論是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動地的奮鬥史詩。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文藝創(chuàng)作、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我們的文學家、藝術家、理論家必定能夠讓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斷邁上新臺階，更好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實踐，為黨和人民繼續(xù)前進提供強大精神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