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批一個項目，需要蓋多少公章？全國人大代表、大同煤礦集團董事長張有喜的答案是205個。他説，同忻煤礦在辦理審批過程中，需要跑33個政府部門及下屬單位，先後要出147個文件，蓋205個公章。

　　減少行政審批項目，簡化審批程式，一直是政府職能轉變的一個重點。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五年中分兩輪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事項498項，國務院各部門取消和調整的審批項目總數(shù)達到2497項，佔原有審批項目的69.3%。

　　簡而言之，就是迅速“縮權”。去年10月，國務院發(fā)佈《關於第六批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決定》中的表述，概括了減少行政審批的基本原則： “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jié)，行業(yè)組織或者仲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採用事後監(jiān)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事項，一律不設前置審批。”

　　“一律”一詞，讓輿論欣喜，認為國務院表態(tài)的力度“前所未有”，體現(xiàn)了改革的決心。與今年兩會的熱點議題——大部制改革一樣，它們都是深化改革的舉措，即改變政府職能，限定權力的邊界。

　　權力過大的弊端顯而易見。以各種行政審批項目為例，很多都是計劃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轉軌過程中産生的“怪胎”。當一個項目，在幾十個政府部門、無數(shù)的文件和上百個公章間“流轉”時，暗箱操作的黑洞和權力尋租的空間有多大，可想而知。

　　限制權力，就是要管好政府四處亂伸的有形之手，充分發(fā)揮社會組織和個人的主動性，通俗的説法就是“小政府大社會”——政府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交給市場和社會。

　　理論的表述很簡單，但是，什麼該管，什麼不該管，並沒有想像的那般容易，涇渭分明。不然，也不會曾經(jīng)一管就死，一放就亂。在“收”與“放”之間，有著寬闊的區(qū)域，並非從一個極端輕巧地走到另一個極端。

　　改革開放三十年，實際是一個逐漸“放權”的過程。市場經(jīng)濟帶來了經(jīng)濟的繁榮、社會的活力、個人的自由，與此同時，也産生了貧富差距，效率優(yōu)先的模式，將一些人拋棄在“改革紅利”之外。

　　從政府管理一切——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權力無處不在——文化、經(jīng)濟、社會生活盡在掌控之中，到收縮權力，政府從臺前退到幕後，改革的成果顯而易見。那些大唱“糧票布票油票”讚歌的人，確實有失客觀，而改革中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也都與政府的角色定位、權力的邊界相關。

　　“放”的過程中，政府一度從醫(yī)療、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抽身而退，逐漸實施市場化運作，結果表明，它們不能完全由“市場説了算”。市場並非完美無缺，其弊端依舊需要政府有形的手來去除。

　　審批一個項目需要蓋上百個公章，顯然是政府在一些領域管得過多；住不起房、看不起病、養(yǎng)不起老，恰恰是政府在另一些領域放任自流，管得太少。兩者之間的進退取捨，看似容易，實則艱難。

　　政府越後退，社會越開放，民眾越自主。但是，政府與社會之間並非截然對立，管制與放任也不是水火不容。行政體制改革並不意味著權力徹底退出，而是要準確定位政府的職能角色。

　　全能政府是一個極端，最小政府也是一個極端，兩者之間，政府的角色應該偏向哪一邊，權力在哪些領域應該放，哪些領域應該收，在哪一個點上才能達到平衡，既敏感脆弱，又影響巨大。它不是開放與保守的是非判斷，也不是放任與管制之間非此即彼的選擇，需要足夠的政治智慧。（馮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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