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沐：新常態(tài)下的對臺政策新思維
香港中評社2月23日發(fā)表署名束沐的評論文章説，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任以來，主要面臨著黨內反腐敗鬥爭的嚴峻形勢與國內錯綜複雜的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任務，同時也面對著國際格局不斷變化、國際矛盾日益尖銳外部環(huán)境的挑戰(zhàn)。因此，十八大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反腐肅貪、深化改革、完善法治與促進經濟轉型升級上，並提出了“四個全面”的總要求。在對臺工作領域，新一屆中央則以“穩(wěn)定性”與“延續(xù)性”為基本出發(fā)點，表明“繼續(xù)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是當前的主要任務”，而諸如“兩岸一家親”、“心靈契合”等新理念、新論述，主要是務虛層面的感性號召，並不涉及兩岸關係務實層面的政策調整。
不過，隨著去年“太陽花學運”、“九合一選舉”不斷撼動島內政治版圖，2016年臺灣政局發(fā)生重大變動的可能性升高，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道路也將面臨重重考驗。面對新情況、新問題，黨中央在未來一段時間，必定要在對臺政策上積極進取、有所作為。與此同時，十八大以來，一些具有習近平總書記鮮明個人風格的新思維、新方法，逐漸在近兩年的內政外交、治國理政、整黨整風等各項政策中體現出來。本文認為，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十八大以來的治國理政的新思維，集中統(tǒng)一于“新常態(tài)”這個概念，這些新思維具體可歸結為如下四點：“底線思維”、“大勢思維”、“再平衡思維”，以及“增存量思維”。這四個思維既是“新常態(tài)”思想的組成部分，也是理解、適應與引領“新常態(tài)”所不可或缺的方法論。那麼，這些新思維將如何體現于未來一段時期大陸的對臺工作與對臺政策之中？本文將對此做出整理與預判。
第一，底線思維。習近平多次強調，各級幹部在促進經濟發(fā)展和維護社會穩(wěn)定時要有底線意識，凡是從壞處做準備。那麼，在對臺政策方面，什麼才是大陸方面的底線？本文認為有兩條，第一條是法律底線，體現于《反分裂國家法》。“法理臺獨”是對國家主權與民族利益的最嚴重挑釁，在這個問題上，大陸方面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要運用法律手段捍衛(wèi)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臺獨”，這充分説明，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法律框架，已經被列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部署之中。另一條則是政治底線，即“九二共識”是兩岸制度化協商的底線。“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之錨，錨定方能穩(wěn)坐釣魚臺。沒有“九二共識”，兩岸兩會的制度化協商存在著停滯的可能，國臺辦與陸委會的聯繫機制也將面臨著被偏廢的危險，2008年以來的“和平紅利”恐無法繼續(xù)深化，臺灣經濟發(fā)展將蒙上陰影。
第二，大勢思維。習近平多次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胸懷大勢、把握大勢。本文認為，我們要在在一“守”一“攻”兩個維度上理解“大勢”：一方面，習近平認為，當前國內外意識形態(tài)鬥爭複雜尖銳，各種思潮相互交鋒，要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守土有責，打好主動仗，這是“守”的一面；另一方面，習近平提出，要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東西文化、各種文明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交流交融，互學互鑒，推動人類文明的多元發(fā)展，這是“攻”的一面。那麼，在兩岸關係領域的“大勢”又是如何？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兩岸分久必合，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實力的不斷提升，中華民族比任何時期都接近偉大復興的目標，統(tǒng)一也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大勢。但從微觀的角度來看，由於歷史背景與教育環(huán)境的不同，兩岸人民的認同、價值、理念還存在這樣那樣的落差。統(tǒng)一不僅僅在於形式，而在於兩岸人民“心靈的契合”。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兩岸唯有通過心靈交流才能達到心靈契合，用時間、耐心、信心和親情熨平歷史帶來的創(chuàng)傷。對於兩岸因歷史原因在生活方式與社會制度上的差異，首先要相互尊重、相互體認，然後再通過將心比心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鑒，共同順應世界潮流，把握時代大勢，中華民族有能力、有智慧最終找到解決臺灣問題的辦法。
第三，再平衡思維。實際上，這個詞最初源於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習近平並沒有在講話中提出過“再平衡”一詞。不過，十八大以來的一系列內政外交的新舉措，充分體現出了“再平衡”的思維特徵。內政方面，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一手抓反腐與肅紀，一手抓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與制度建設，在黨、政、軍領域完成了組織人事的“再平衡”；外事工作方面，面對著美國咄咄逼人的“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樹立正確的外交義利觀，重視傳統(tǒng)友好鄰邦，對美不卑不亢，對日毫不妥協，與俄羅斯等金磚國家進一步提升夥伴層級，擘畫出“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宏偉藍圖，開創(chuàng)了大國外交的新局，亦完成了中國全球戰(zhàn)略的“世界再平衡”。同理，在兩岸關係領域，因應九合一選後島內政治新形勢，大陸對臺政策必將註定經歷一輪“再平衡”：在經濟領域，“再平衡”體現為兩岸和平紅利將更多惠及臺灣普羅大眾；在政治領域，“再平衡”體現為大陸方面將更加注重與臺灣各黨派、各界團體的全面交流交往；在社會領域，“再平衡”體現為兩岸交流將更傾向於三中一青，尤其是促進臺灣青少年對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理解與認同。
第四，增存量思維，這是本文想著重討論的一點。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經濟發(fā)展、深化改革與反腐整風等領域的工作中，對“增量”與“存量”尤為重視。如何用好增量、盤活存量，做優(yōu)存量、做大增量，依託二十年來高速發(fā)展的既有成果，加速産業(yè)結構升級，加速創(chuàng)新型國家建設，打造中國經濟2.0升級版，是新常態(tài)下中國經濟的最主要課題；同時，如何破除固有利益的藩籬，在重點領域與關鍵環(huán)節(jié)上的改革有所突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主要挑戰(zhàn)。換言之，深化改革中要“啃硬骨頭”、“搶險灘”，就要求在“改革的增量”上獲得進展；而面對著反腐敗鬥爭的嚴峻形勢，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因此，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重構政治生態(tài)，成為近年來黨風廉政建設中“治標”的主要任務。那麼，在兩岸關係領域，我們必須要冷靜思考，什麼是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存量？什麼又是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增量？“九二共識”與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存量與增量之間又是什麼樣的關係？
辯證來看，增量與存量存在著遞進轉化的關係，舊的增量成為新的存量，而新的增量又從舊的存量中産生，同時，存量不斷充實，增量不斷積累，最終達到從量變到質變的跨越。就兩岸關係而言，2008年前，由於陳水扁當局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制度化協商被擱置，但大陸的一系列惠臺政策、讓利舉措，以及兩岸授權民間團體所推動的包機、觀光等談判，構成了民進黨執(zhí)政時期兩岸關係發(fā)展的“增量”，這些增量在當時形成了島內“求和平、求穩(wěn)定、求發(fā)展”的民意基礎，是2008年政黨輪替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國民黨重返執(zhí)政後，兩岸三通直航、陸客觀光隨即開啟，同時，兩岸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展開制度化協商，簽署了ECFA等十多項協議，兩岸社會文化交流進一步密切，兩岸關係的增量不斷擴展，存量不斷累積。2012年國民黨獲得連任，當時許多人解讀，此次選舉結果標誌著臺灣民意再次站在了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路線的一邊，也就是説，“和平紅利”開始發(fā)生功效，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經濟增量”轉化為“民意存量”。
然而，在不利的國際經濟環(huán)境的影響下，馬當局首個任期的“六三三”承諾沒能兌現，再加上兩岸關係在長期隔絕後的快速發(fā)展，引發(fā)不少臺灣民眾的疑慮，2012年後，一部分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增量，並沒有轉化為存量，或者説，在一些領域、一些環(huán)節(jié)，兩岸交流存在著“重量輕質”的問題。與此同時，馬當局又無力做好政策宣導與利益分配，使得“獨厚財團”、“無感復蘇”等詞彙成為了臺灣一些人士批評兩岸經貿交流的主要論點。2014年以來兩岸關係所經受的一系列挑戰(zhàn)，如318學運對於服貿的質疑、九合一選舉中對於連家“買辦”的鞭撻，均反映了上述問題。
隨著2016大選政黨輪替可能性的增大，“九二共識”承認與否，是否會影響到2016年後兩岸的交流合作，逐漸成為了兩岸各界熱議的話題。有觀點認為，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基礎將受到破壞，兩岸經貿、文化、社會各項交流成果將難以維繫甚至得而復失，兩岸會回到2008年以前動蕩不安的老路上去。對此，本文認為，應科學看待“九二共識”與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存量之間的關係。
2008年以來，兩岸之間簽署的二十多項協議、兩岸基層、民間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交流機制，構成了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存量，這是當前兩岸關係最大的現實。2016年，無論臺灣政局發(fā)生何種變化，大陸方面應該秉持著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做大增量、在2008年以來兩岸交流合作的既有基礎上做優(yōu)存量的思維，保持戰(zhàn)略定力，繼續(xù)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這一正確道路。當然，若2016年大選後，“九二共識”這一共同政治基礎能夠得到延續(xù)，兩岸更應該相向而行，在政治互信方面再向前邁進一步，共同追求從“量變”到“質變”的歷史性跨越。即便新的執(zhí)政者不承認“九二共識”，增量的部分可以暫緩推進，但存量不應該也不可能削減、倒退乃至於偏廢。這是因為，若2008年以來所累積的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存量遭到破壞，勢必會進一步壓縮島內支援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民意存量”，這樣的後果既違背了“寄希望於臺灣同胞”的大政方針，又不利於兩岸關係的長遠發(fā)展，是兩岸各界所不會樂見的。
換言之，兩岸兩會的制度化協商可能會因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政黨上臺而停滯，但2008年以來兩岸所達成的各項協議以及原有框架下的後續(xù)協商，例如ECFA框架下兩岸經合會的協商，不僅應該繼續(xù)進行，而且更應在“促進兩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贏的務實舉措不會放棄”與“深入了解臺灣民眾尤其是基層民眾的現實需求，採取積極有效措施，照顧弱勢群體，使更多臺灣民眾在兩岸經濟交流合作中受益”精神的指導下，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提升存量品質”上來，全心全意盤活存量、做優(yōu)存量，為培育新的增量創(chuàng)造條件，讓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果實真正惠及臺灣基層民眾，讓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道路真正獲得臺灣民意發(fā)自內心的支援與認同。
綜上所述，面臨著九合一選後臺灣政局與兩岸關係的新情況、新問題，本文認為，大陸方面應保持定力，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在今後對臺政策的擬定與執(zhí)行中不斷強化底線思維、大勢思維、再平衡思維與增存量思維，才能正確認識、準確把握、主動適應、積極引領兩岸關係的新常態(tài)，將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這一歷史性、系統(tǒng)性工程做細、做實、做好，進一步打牢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民意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