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評社7月2日報道，國防大學軍隊建設與軍隊政治工作教研部副教授史曉東表示，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涉及到兩岸因素、臺灣島內因素、美國因素以及大陸對臺政策的創(chuàng)新因素。因此，比一般的雙邊談判來得複雜。曾有美國談判專家説，雙邊談判通常需要達成3項協(xié)議，一項是談判桌上雙方的協(xié)議，另外兩項是雙方內部需要達成的協(xié)議。而兩岸建立安全機制的談判需要達成的協(xié)議可能有四項、五項之多。

　　在日前舉行的“臺灣政局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上，史曉東以兩岸軍事互信的制約因素為主題進行報告。他認為，首先，兩岸軍事互信是兩岸政治互信的體現(xiàn)。然而，在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歷史階段，大陸方面希望臺灣當局能夠給與“不獨”的承諾和信心；臺灣則希望大陸能夠給與“不統(tǒng)”的承諾。因此，就滿足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而言，兩岸政治互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應該説，在建立“一中”的意願上，兩岸僅僅求同還不夠，還必須找到“存異”的路徑和方法。

　　其次，島內的政策始終是島內政治博弈的結果，在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議題上也是如此。一般而言，國民黨對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持贊成態(tài)度，民進黨則不然。因此，在島內兩黨主張相對甚遠的情況下，為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離不開臺灣“憲政體制”的調節(jié)。

　　從現(xiàn)在的政治走向來看，民意監(jiān)督的趨勢和力量在增大。這固然為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帶來了新的難度，但有了這種監(jiān)督之後，合法性會增加。因此史曉東認為，有了監(jiān)督機制本身有民意整合作用，並非意味著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高不可攀，但也啟示各方在推行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政策時，必須更注重臺灣民眾的感受。

　　第三，是美國因素。從三邊軍事安全看，若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將對中美、美國和臺灣方面關係産生重要影響。在美國重返亞太后，中國提出“新型大國關係”。史曉東認為，如果這一關係建構良好，中美合作加深，共同利益不斷擴大，美國支援兩岸關係改善的願望會加強；相反，如果這一進程渺茫，兩國衝突大於合作，那麼美國對兩岸建立軍事互信開綠燈的可能將顯著降低。

　　第四，是大陸方面的體制創(chuàng)新。史曉東引用蘇起的話認為，尤其是中共新一屆領導人執(zhí)政後，“其國力、思想都讓北京在對臺政策上既能大開，又能大合，既能更軟，也能更硬。過去不敢給的，可能會給，不敢拿的，可能會拿。”

　　總而言之，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的歷史條件為中國大陸對臺政策創(chuàng)新提供了新機遇。但中共對臺政策創(chuàng)新從來都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在看到中國大陸的和平願望、創(chuàng)新動力以及政策創(chuàng)新空間的同時，各方也應清楚認識自己的責任，把和平的願望體現(xiàn)在相向而行建立互信的實際行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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