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許世銓日前在《中國評論》月刊上發(fā)表專文，談“改革開放30年與大陸對臺政策歷史性演進”。文章內容如下：

　　中共11屆3中全會所確定的改革開放政策開啟了中國和平發(fā)展新時期，邁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又一關鍵性步伐，這也反映在中央的對臺政策上，鄧小平做出的“和平統(tǒng)一，一國兩制”的戰(zhàn)略決策，標誌我們對臺政策的歷史性轉折。在過去30年，它經受了兩岸關係跌宕起伏及國際格局風雲變換的考驗，展示了它的科學性和正確性，是我們推動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最終實現的最佳政策選擇。

　　“和平統(tǒng)一，一國兩制”的重大戰(zhàn)略決策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fā)表的《告臺灣同胞書》標誌著我們對臺政策從解放臺灣、和平解放臺灣，調整為“和平統(tǒng)一，一國兩制”。在我們推進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的歷史進程中，這一調整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義。

　　《告臺灣同胞書》發(fā)表後，鄧小平于1月30日開始對美國訪問期間明確宣佈：“我們不再用‘解放臺灣’這個提法了。只要臺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的現實和現行制度。”1981年9月，葉劍英委員長又代表中共中央提出處理臺灣問題的“葉九條”，進一步闡述了《告臺灣同胞書》的思想和內容。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指出：“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1983年6月，鄧小平進一步提出包括六項基本內容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完整構想，從理論上和政策上確立了“和平統(tǒng)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這就是人們熟知的“鄧六條”。

　　“和平統(tǒng)一，一國兩制”方針的提出，是鄧小平盱衡大陸、兩岸和國際形勢的發(fā)展變化，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做出的重大戰(zhàn)略決策。中共11屆3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並對臺政策的調整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島內蔣氏父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使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具備最重要的政治前提；1979年1月1日中國和美國正式恢復外交關係，為立足於以和平方式實現統(tǒng)一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過去30年的歷史證明，鄧小平的決策使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踏上不可逆轉的勝利征程。而“和平統(tǒng)一，一國兩制”政策在香港和澳門的成功實踐證明，這一政策是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切實可行的最佳選擇。儘管島內分裂勢力極力將其污名化，但遲早多數臺灣同胞會體認到它最符合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

　　江澤民對臺工作的八項主張

　　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發(fā)表了“為促進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的完成而繼續(xù)奮鬥”的春節(jié)講話，俗稱“江8點”。

　　“江8點”是在新形勢下對“和平統(tǒng)一，一國兩制”方針的闡述和發(fā)展，並對某些具體政策做了與時俱進的調整。最主要的調整包括：

　　（1）根據臺灣島內政治生態(tài)發(fā)生的變化，特別是出現了多黨並存的局面，將“鄧六條”提出的通過“第三次國共合作”談判和平統(tǒng)一問題，調整為“在和平統(tǒng)一談判的過程中，可以吸收兩岸各黨派、團體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

　　（2）倡議作為解決臺灣問題的第一步，兩岸先就“正式結束敵對狀態(tài)”進行談判；

　　（3）明確了在處理兩岸關係時的“政經分離”原則（我們主張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作），聲明“對於臺灣同外國發(fā)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我們不持異議”；

　　（4）強調中國文化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tǒng)一的一個重要基礎。” 
 
　　胡錦濤對臺工作四點意見

　　中共16大將實現祖國和平統(tǒng)一列為21世紀三大任務的第二項，胡錦濤總書記也根據兩岸關係及其國際環(huán)境的發(fā)展變化適時地提出對臺工作的新主張、新舉措，進行了新的調整。這一調整，在2004年夏季之後突出地顯現出三個主要特徵：

　　一是把反對“臺灣法理獨立”確定為階段性政策目標；二是把和平發(fā)展確立為兩岸關係的主軸，國家的統(tǒng)一在中國發(fā)展的過程中解決；三是對臺政策也要“以人為本”，堅持“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

　　體現這些調整的最完整的論述是2005年3月4日胡錦濤參加全國政協10屆3次會議的民革、臺盟、臺聯委員聯組會時，提出的新形勢下發(fā)展兩岸關係的4點意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tǒng)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對“臺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

　　胡錦濤在他的4點意見中，提出了對兩岸關係發(fā)展至關重要的新論述和政策。筆者認為下列幾點值得特別注意：

　 （1）第一次對兩岸的現狀做了明確的界定：“1949年以來，儘管兩岸尚未統(tǒng)一，但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這就是兩岸關係的現狀。” 

　 （2）對民進黨和其他主張“臺獨”的政黨、組織和個人採取“朝前看”的政策，對話的大門是敞開的：“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92共識’，不管是什麼人、什麼政黨，也不管他們過去説過什麼、做過什麼，我們都願意同他們談發(fā)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tǒng)一的問題。”

　 （3）和平統(tǒng)一是大陸盡最大努力去爭取的第一選擇：“只要和平統(tǒng)一還有一線希望，我們就會進行百倍努力。”

　 （4）對臺灣同胞做出了四個“有利於”的“莊嚴承諾”：“只要是對臺灣同胞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促進兩岸交流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維護臺海地區(qū)和平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祖國和平統(tǒng)一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去做，並且一定努力做好。”

　 （5）臺灣問題應由兩岸同胞通過平等協商共同解決：“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全中國13億人民共同決定。”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17大做的工作報告中，則又提出兩點新的主張和論述：（1）兩岸達成和平協議，以結束敵對狀態(tài)，為“構建兩岸和平發(fā)展框架，開創(chuàng)兩岸關係和平發(fā)展新局面”；（2）“十三億大陸同胞和兩千三百萬臺灣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也就是説，兩岸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大陸謀求兩岸共同繁榮和發(fā)展；（3）把兩岸對話的基礎定位在“只要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沒有特別提出“92共識”，也就是説，只要符合兩岸同屬一中的原則，可以用新的措詞和表述，展現了更大的靈活性和誠意。

　　過去30年的實踐，特別是香港和澳門回歸後的實踐説明，“和平統(tǒng)一，一國兩制”是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最佳選擇，它不僅切實可行，而且是利及雙方的“雙贏”選擇，因為它滿足了海峽兩岸同胞最根本的利益，也可以説是“底線”。對大陸來説，其對臺政策之所以從解放臺灣調整為和平統(tǒng)一，並承諾臺灣可以在統(tǒng)一後繼續(xù)實行不同於大陸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它的前提是一個中國原則。在這個問題上，大陸沒有任何退讓的餘地。臺灣島內的分裂勢力和支援它的國際勢力一直挑戰(zhàn)這條原則，但在大陸堅決反對下，至今無一得逞。無論是李登輝的“兩國論”，還是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憲改工程”、“入聯公投”，其結果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大陸今後仍會毫不動搖地堅持這條原則，應對一切挑戰(zhàn)。對臺灣來説，由於歷史的“悲情”和現實的情況，臺灣同胞有著“當家作主”的強烈願望。大陸同胞充分瞭解和尊重臺灣同胞這種合情合理的願望。同時，鄧小平考慮到臺灣的情況不同於香港和澳門，因此提出比對香港和澳門更為切合臺灣實際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統(tǒng)一後臺灣可以保留軍隊負責島內的防務，並可派人參與中央政府的領導工作。

　　雖然今天島內分裂勢力仍在歪曲“和平統(tǒng)一，一國兩制”政策的文字和精神，不少島內民眾仍不瞭解真相，但歷史將證明，作為30年前大陸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産物的“和平統(tǒng)一，一國兩制”政策是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