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當局“行政院”火速批準核二廠二號機重啟，以為可解今夏缺電危機；誰知，機組並聯(lián)發(fā)電第一天就發(fā)生跳機。臺灣《聯(lián)合報》今日發(fā)表社論文章指出，任何決策，都必須兼顧決策面和執(zhí)行面的可行性。但無論蔡當局的“2025非核家園”或者“新能源轉型”政策，卻都是先從尾端做起：先決定廢核，再設想電力應如何供應；結果當然滯障難行。當能源問題被摻進這麼多政治口號，看不到自己決策盲點的蔡當局高層，要叫誰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社論摘編如下：

　　臺當局“行政院”火速批準核二廠二號機重啟，以為可解今夏缺電危機；誰知，機組並聯(lián)發(fā)電第一天就發(fā)生跳機。原本臺電估計這部機組昨天滿載發(fā)電，可貢獻3%的備轉容量率，結果僅一天希望就告破滅。少了這98.5萬千瓦的電力，電力供應更捉襟見肘，全臺民眾這個夏天頭殼都要抱咧燒。

　　核二二號機命運乖舛。2016年5月它在大修後重啟，僅並聯(lián)發(fā)電半小時就跳機，遭“立委”圍剿要求停機。那次意外，不僅讓核電廠的安全性飽受質疑，也愈發(fā)確定了民進黨“非核”的決心。孰料，六百多天之後，民進黨當局因電力短缺，不得不將它重啟。但這次重新並聯(lián)，僅維持了一天，便告跳機。

　　儘管前後兩次跳機的原因不同，上次是“保護電驛跳脫”，這次是“蒸汽旁通閥靈敏度測試調整”，引發(fā)反應爐的保護機制；但接連兩次意外，仿佛一場悲劇，恐怕將使這部機組的安全性受到難以洗刷的懷疑。而首當其衝的，是臺電、臺當局“原能會”和臺當局“經濟部”處理供電問題的能力都受到譴責，臺電董事長楊偉甫、臺當局“原能會”主委謝曉星、臺當局“經濟部長”沈榮津均遭“立委”點名下臺。

　　不可否認，這些首長無論如何推託，都難以推卸自己的責任。尤其，回顧他們連日來為二號機護航時誇下的海口，沈榮津説過如果跳機就“直接辦人”，楊偉甫和謝曉星也都説過“會負起該負的責任”。話説得很滿，但一旦出了問題，他們所能“負責”的最大資本，充其量只是辭職下臺了事，又能如何？至於爛攤子要如何收拾，核二二號機留下的近百萬千瓦電力缺口，要從哪尋找替補？

　　最近臺灣電力的問題一環(huán)接著一環(huán)。蔡當局剛剛調漲了電價，自毀承諾；深澳要興建燃煤電廠，北臺灣民眾的反對聲浪四起。同一時間，臺電決定將“核四”燃料棒運回美國拆解或出售，廢“核四”廠必須付出的三千億元新臺幣代價也將納入電費，由全民承受。至今，核二廠二號機剛重啟就跳機，不僅安全疑慮重重，留下的電力缺口更預告全臺將面臨一個難捱的夏天，隨時有停電、跳電的危機。這些問題環(huán)環(huán)相扣，蔡當局一貫都把責任推給臺電；但是，蔡當局高層能源政策的目標設定及期程不當，又豈能逃脫責任？

　　任何決策，都必須兼顧決策面和執(zhí)行面的可行性。但無論蔡當局的“2025非核家園”或者“新能源轉型”政策，卻都是先從尾端做起：先決定廢核，再設想電力應如何供應；結果當然滯障難行。臺灣為何會淪落到今天供電緊張的地步？原因無他，民進黨近十年來不時指責臺電“發(fā)太多電”，把“備轉容量”視為臺電員工上下交徵利的黑箱；因此不斷杯葛其電廠計劃，又不時因應社運團體要求關閉某些電廠；如此，連同廢“核四”在內，終於把供電的余裕壓榨到鋼索邊緣。

　　直到去年“815”發(fā)生大停電，蔡當局才驚覺到問題的嚴重；因此，才會有核二二號機的重啟，及深澳燃煤電廠的重建等計劃出爐。今天核二二號機跳機，“立委”責怪臺當局“原能會”在審查核二二號機重啟的安全性時未做好把關；但試想，決定重啟是蔡當局高層拍板，原能會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審查，它敢做出“不可重啟”的決定嗎？臺電人員就算覺得不宜，他們的意見能被蔡當局高層聽見嗎？

　　賴清德曾説臺電“電太多”，備轉容量太高，但今天他卻發(fā)覺電力已不敷使用。以深澳電廠為例，新建一個電廠長達七、八年，並不像速食麵泡一下就可以吃；若再遇上環(huán)保爭議，民眾一杯葛，不確定性就更高。何況，既有電廠又要歲修，還要大修；但蔡當局把這些余裕壓榨到底，最後只能把電力危機丟給民眾。

　　懲罰臺電容易，解決供電艱難。當能源問題被摻進這麼多政治口號，看不到自己決策盲點的蔡當局高層，要叫誰完成這不可能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