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以貿(mào)易摩擦和技術封鎖等為重點，美國對華防範和打壓勢頭不斷加劇。在此背景下，美國一些政客加大利用所謂“西藏問題”制衡中國的力度，先後通過有關法案，在涉藏事務上對中國發(fā)起挑釁，並向長期從事分裂活動的達賴集團提供各種援助。近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先後通過所謂“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並經(jīng)總統(tǒng)特朗普簽署成法。該法案無視西藏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各項事業(yè)取得的全方位進步、歷史性成就，對西藏人權狀況進行歪曲抹黑和無端指責，甚至妄稱“西藏流亡政府”是“民主選舉産生”“最大程度上代表和反映全世界流亡藏人意願的機構”。眾所週知，所謂“西藏流亡政府”本質上就是圖謀分裂中國的非法組織。該法案的相關內容，嚴重背離客觀事實，是對中國主權赤裸裸的挑釁，扭曲了歷屆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顯示了美國一些人的狂妄無知。

　　從歷史維度看，“西藏流亡政府”內部充斥專制和內鬥，完全不具有民主性。1959年西藏反動上層發(fā)動武裝叛亂失敗後，以十四世達賴為首的舊上層勢力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這一非法組織本質上仍是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的殘余勢力，達賴的神權政治是整個“西藏流亡政府”的基礎，達賴家族成員長期分別把持核心權力的家族政治是“西藏流亡政府”的組織保障。憑藉神權和家族政治，達賴在偽“政府”中延續(xù)了舊西藏的專制統(tǒng)治。即使在2011年達賴宣佈所謂“政治退休”後，神權政治依然是“流亡政府”的權力基礎，達賴的權威依然不可動搖。通常而言，人類社會發(fā)展進步往往要經(jīng)過神權、君權、民權三個階段，神權統(tǒng)治是較為落後的政治階段。歐洲從中世紀黑暗時期向近代社會的過渡發(fā)源於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其實質便是對中世紀神權政治的否定。如今一個以神權為基礎的組織被人為包裝成民權代表，豈非咄咄怪事？此外，“西藏流亡政府”內部長期矛盾重重，圍繞權力利益的爭奪始終不停，且隨著達賴年事漸高呈現(xiàn)不斷加劇態(tài)勢。由此可見，一個以專制和內鬥為特點的非法政治組織無論如何難以與民主掛鉤。

　　從法理維度看，“西藏流亡政府”從未獲得任何國家政府的承認，完全不具有合法性。現(xiàn)代國際政治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國際法體系本質上是一種“承認的政治”，任何政府性組織的合法性都依賴於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目前國際社會普遍遵循“一個中國”原則，例如作為中美關係基礎法律文件的三個《聯(lián)合公報》均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具體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法律地位問題上，迄今為止從未有任何一個國家承認過該組織的合法性。所謂“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炒作“西藏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問題，本身就缺乏足夠的法理依據(jù)。全世界散居各地的藏胞近二十萬人，分散在多個國家。根據(jù)主權原則，境外藏胞必須首先遵守所在國的法律。中國政府一貫支援各國各地區(qū)藏胞積極融入本地主流社會，正是對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和各國主權的充分尊重。眾所週知，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家一般分為“土地、人民、政府和主權”四個要素，主權國家政府對其領土範圍內的人民享有最高管轄權。無論是入籍當?shù)氐牟匕€是在當?shù)厣胁痪哂泻戏ㄉ矸莸牟匕急仨氉袷厮趪桑乃趪芾恚炔豢赡芤矡o必要將非法的“西藏流亡政府”當作服從對象。如今美國炮製所謂“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妄圖將“西藏流亡政府”打造成境外藏胞的合法代表，不僅是對中國主權的挑戰(zhàn)，也是對包括美國自身在內的所有境外藏胞聚居國主權的蔑視。

　　從現(xiàn)實維度看，“西藏流亡政府”在行動上從未以境外藏胞的利益為重，完全不具有代表性。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舊西藏實行政教合一的封建農(nóng)奴制，官家、貴族和寺廟上層僧侶三大領主掌握幾乎一切政治經(jīng)濟資源，上百萬農(nóng)奴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境地。在封建農(nóng)奴制統(tǒng)治下，西藏社會生産長期處於停滯狀態(tài)、階級壓迫和對立嚴重、文化落後且分配極為不均，廣大人民基本權利根本得不到保障。民主改革以來，西藏社會和人民逐漸融入發(fā)展和進步的時代洪流，但出逃在外的達賴集團依然改變不了分裂祖國的本質，將追隨其出境的藏人當成從事分裂活動的工具，不斷派遣部分受其蠱惑煽動的藏人入境，在西藏和涉藏工作重點省開展?jié)B透破壞活動甚至策劃煽動暴恐和騷亂事件。可以説，從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到“西藏流亡政府”，這一組織要麼壓迫西藏人民以逞其私欲，要麼利用境外藏胞以實現(xiàn)其政治目的，從未真正維護和實現(xiàn)西藏人民的權利和利益，更談不上任何合法的代表性。

　　從政治維度看，“西藏流亡政府”本質上是美國“以藏制華”的工具，完全不具有獨立性。中美關係中的“西藏問題”歸根結底是冷戰(zhàn)時期美國遏制中國的産物及其在當代的遺留。早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美國駐印大使韓德遜在給國務院的電報中就提出美國應支援“西藏獨立”，作為遏制蘇聯(lián)和中國的手段。在中央情報局的支援下，西藏發(fā)生武裝叛亂，此後達賴集團領導下的武裝組織對西藏邊境地區(qū)長期進行襲擾。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美國改變了支援“西藏流亡政府”的方式，行政當局退到幕後，國會逐漸成為介入“西藏問題”的主力。美國國會主要通過炒作“涉藏人權問題”，否定中國政府的治藏政策和西藏的發(fā)展成就，挑撥藏族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不滿，破壞西藏的社會政治穩(wěn)定。這一做法與冷戰(zhàn)時期通過資助“西藏流亡政府”和達賴集團武裝對中國進行遏制的策略一脈相承，本質上都是為了削弱中國國家實力，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和競爭優(yōu)勢。特朗普執(zhí)政以來，美國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加大防範和打擊中國力度。通過發(fā)起涉藏法案，利用“西藏問題”損害中國國家主權和利益正是當前美國制衡中國一系列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的來看，“西藏流亡政府”一貫不具備民主實質，法理上無任何合法性，行動上不代表西藏人民利益，本質上是美國推行反華政策的工具。所謂“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將“西藏流亡政府”視為“流亡藏人的合法代表”無疑是對客觀事實的巨大歪曲，必將作繭自縛、貽笑大方。當前中美關係正處在歷史關口，奉勸美國一些人多練內功、做好自己的事，理性客觀看待中美保持良好關係對自身和世界發(fā)展的重要性，理性客觀看待西藏民主改革以來實實在在的發(fā)展進步，不要再做賠本賺吆喝的蠢事。

　　《 人民日報 》（ 2021年01月07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