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産遇冷，“棄房斷供”成為熱詞。據(jù)媒體報道，浙江杭州、福建寧德、廣東廣州、江蘇蘇州等地都出現(xiàn)了貸款購房者停止房屋按揭、放棄房屋的情況，而銀行往往在一紙狀書告上法庭後才發(fā)現(xiàn)，棄房者已經(jīng)下落不明。

　　另外三條新聞為“棄房斷供”提供了背景資訊。一是，8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僅增長6.1%，地方本級財政收入更是連續(xù)兩年同比增長降至個位數(shù)，“地方財政似乎到了最焦慮的時刻”。有基層官員吐槽財政收入下滑：“沒一個産業(yè)能替代房地産”。二是，全國大部分曾有房産限購的城市都已有鬆綁行動，媒體報道稱，全國僅剩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和三亞五個城市未取消限購。三是，在限貸方面，儘管還沒有明確的寬鬆政策出臺，但各地分行早有“開閘”跡象。

　　可以看到，和房地産業(yè)唇齒相依的幾大利益相關方，已經(jīng)悉數(shù)出場救市——地産商唯恐資金鏈斷裂；地方政府焦慮土地財政難以為繼、財政收入下滑；銀行不願流失房貸這種相對安全的貸款，亦要承擔配合地方政府救市的壓力。房地産行業(yè)大潮漸落，卻把這個利益框架赤裸裸地留在了沙灘上。

　　在新世紀的十多年間，正是這三方間的利益共謀，讓房地産高熱不下，帶累中國經(jīng)濟也發(fā)了燒。超乎經(jīng)濟規(guī)律高速攀升的房價，不但擠壓了民生、製造了GDP泡沫、設置了土地財政的泥沼，也極大地扭曲了投資結構，使得大量優(yōu)質資本從製造業(yè)、高新産業(yè)回流到技術含量和社會貢獻率都很低的地産業(yè)，進而打亂了整個社會的資源分配。三家共同推高房價再從中分利的結果就是，房地産成了牽一髮動全身的産業(yè)，經(jīng)濟社會其他各領域都産生了黏附於它的趨勢。房地産遇冷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普遍陷入下滑困境，市民投資者“棄房斷供”的結果，都明顯體現(xiàn)出了這種黏附趨勢。

　　還有一個隱性的、卻更具負能量的問題，就是房地産對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在上個世紀末，兩個教育、從業(yè)背景相似的中等收入家庭，對未來發(fā)展的預期也是相同的。但十年之後，卻會因為是否買房、買了幾套房而産生巨大的財富鴻溝。房價畸高賦予了房産貨幣和金融屬性，帶來了完全沒道理的貧富分化；三方共謀的分利模式又擴大了既得利益階層，更加強化了社會的不公平感。這為投機、運作潛規(guī)則、攀附權貴資源的社會心理提供了土壤，卻極大地挫敗了那種健康的、中産階級式的價值觀。

　　當然，這些都反向表明，改革已經(jīng)不可避免。無論是加速調整經(jīng)濟結構的大背景，還是投資者資金斷裂、棄房斷供這樣的小信號，都在提示，房地産的利益共謀模式該解體了，利益相關方竭澤而漁的盈利方式即將走向窮途。地方政府和銀行應該學著適應這種“新常態(tài)”，四萬億元投資的好事恐怕不可能再有，轉型期的特殊社會景觀也不會永遠存在。劉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