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實現可持續(xù)和高品質的經濟增長，必須承受經濟結構調整和發(fā)展方式轉變帶來的巨大壓力，尋找新的增長點，通過推進工業(yè)化、資訊化、城鎮(zhèn)化、農業(yè)現代化，走內需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而要實現這一轉型，就必須調整高增長時代的産業(yè)政策和貨幣環(huán)境，通過政策與貨幣的約束、引導，推動中國經濟在“平衡點”上實現更有品質和效益的包容性增長。

　　一季度GDP較上年同期增長7.7%。這個意外放緩的經濟增長數據，令當日亞洲市場普遍走低。

　　速度的放緩，可能來自全球經濟形勢以及國內為防範房地産投機而實施的宏觀調控兩方面因素。這是迫不得已的放緩嗎？

　　“經濟增速放緩是中國政府更加重視保持經濟平穩(wěn)增長，避免片面強調增長而導致社會和環(huán)境問題的結果。”政府官員如是表示。

　　中國當然可以讓經濟保持更快的增長速度，但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參加博鰲亞洲論壇對商界領袖發(fā)表講話時所言，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再快一點，非不能也，而不為也。 經濟增速再重要，也必須“在經濟增長與可持續(xù)發(fā)展及增強環(huán)保意識之間找到平衡點”。

　　既然超高水準的經濟增長，“不會保持，也不必要保持，也不能保持”，那麼，高增長所需的産業(yè)政策和貨幣環(huán)境，自然也會作出相應調整。

　　於是，人們看到“國五條”在3月1日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公佈了。“國五條”通常被人們視為是針對樓市的重磅調控措施，似乎出臺僅為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其實，如果追求經濟增速，在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仍然充滿不穩(wěn)定和不確定因素的背景下，新一屆政府何以要在執(zhí)政伊始，就對經濟增長非常倚重的房地産市場下此重拳？顯然，“國五條”是作為經濟增速降溫的重要措施出臺的，目的是約束房地産投資增加。“國五條”的推出，表明新一屆中央政府並未將“超高增速”，而是將“經濟增長的品質和效益”，作為了追求目標，漲聲一片的樓市成了新政府表達政策意圖的最好載體。

　　不僅是樓市。人們注意到，今年來，寬鬆的貨幣環(huán)境也在悄然改變。投資大鱷索羅斯此前曾表示，中國最需要處理以往為刺激投資引伸的銀行信貸問題。其實，細心的人早已發(fā)現，我國近年來經濟總量並未隨資金大量投放而出現快速增長，這表明資金使用效率在下降，資産收益率也在遞減。當經濟增速放緩之後，繼續(xù)大量投放貨幣，有可能會加速樓市等資産價格膨脹，加劇通脹風險。

　　為抵禦通脹壓力，防止增長過熱，抑制資産價格泡沫，從2月19日開始，央行持續(xù)通過正回購方式，在公開市場回收流動性，並從3月19日開始加大正回購操作量，迄今已持續(xù)回籠貨幣達八周之久。此次正回購操作持續(xù)時間之長，與去年為穩(wěn)增長向銀行體系釋放資金而推出的逆回購操作，形成了強烈對比。貨幣政策操作工具轉換的背後，傳達的正是中央控制信貸過度擴張的政策基調的變化。

　　眾所週知，當今中國，要繼續(xù)維持過去不計代價的超高速經濟增長，已不再可能。北京及全國其他地區(qū)嚴重的霧霾和水資源污染等環(huán)境問題，早已對超高速經濟增長拉響了警報。去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至7.8%，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則將全年經濟增速目標定在了7.5%左右。如果説去年的經濟增速放緩，一定程度上是中國主動控制速度的結果的話，那麼，今年將全年增長目標繼續(xù)下調，則是審時度勢，尋找“經濟增長與可持續(xù)發(fā)展及增強環(huán)保意識之間”的“平衡點”而主動降溫的結果。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轉換到中速增長階段，今年並不需要支撐7.8%經濟增速那樣的貨幣環(huán)境，更不需要以泡沫膨脹為代價的火爆的樓市來助推。

　　既然既有增長模式不可持續(xù)，那麼，中國經濟要實現可持續(xù)增長，就必須尋求新的增長活力和動力。那麼，新的增長“活力和動力”在哪呢？

　　是出口嗎？商務部官員日前表示，隨著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貿易大國，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貿易摩擦逐漸增多。今年第一季度，中國遭遇了22起其他國家發(fā)起的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較上年同期增長了22%。而2012年，中國遭遇了77起貿易調查，較2011年增長了11.6%；涉案金額總計277億美元，較2011年增長了369%。其中，僅歐盟針對中國光伏企業(yè)發(fā)起的雙反調查的涉案金額就高達204億美元。事實證明，當前世界經濟再平衡的格局、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對環(huán)境的重視，以及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加大，都不支援中國出口過快增長。因此，今年貿易環(huán)境仍不容樂觀，貿易摩擦增加的可能會變得更加常見。

　　是投資嗎？雖然北大國家發(fā)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原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林毅夫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仍將由投資來驅動而非消費驅動。不過，目前我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債務已達30多萬億元，債務率為40%左右。雖然在一些人看來，這樣的負債率“還不算特別高”，但值得警惕的是，惠譽日前調降中國償還長期本幣債務評級，其中兩條理由均跟地方政府近年來債務持續(xù)上升、融資狀況不透明有關。如果繼續(xù)依賴政府負債來增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不僅會增加債務風險，催生經濟泡沫，也會使經濟發(fā)展重走老路，這顯然是人們不願看到的。顯然，目前單純依賴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

　　回到開頭，一如習近平所説，“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再快一點，非不能也，而不為也”。中國要實現可持續(xù)和高品質的經濟增長，必須承受經濟結構調整和發(fā)展方式轉變帶來的巨大壓力，尋找新的增長點，通過推進工業(yè)化、資訊化、城鎮(zhèn)化、農業(yè)現代化，走內需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而要實現這一轉型，就必須調整高增長時代的産業(yè)政策和貨幣環(huán)境，通過政策與貨幣的約束、引導，推動中國經濟在“平衡點”上實現更有品質和效益的包容性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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