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著這家快遞公司的工服，送著這家快遞公司的快件，不能因為沒簽勞動合同，就跟快遞公司沒關係吧。”日前，快遞理貨員徐某在法庭外跟記者講述自己的困惑。

　　徐某此前在北京一家快遞公司的快遞站點工作，他和另外3名同事被快遞站點拖欠工資後，要求快遞公司總部支付欠薪，但公司否認他們是自己的員工，拒絕支付工資。近日，此案在北京市朝陽區(qū)法院開庭審理，最終4名勞動者與公司簽訂調解意見，並拿到了部分工資。

　　法官認為，這一案件在快遞業(yè)具有普遍性。業(yè)內人士指出快遞行業(yè)用工關係複雜，建議勞動監(jiān)察部門對其加強勞動用工監(jiān)管。

　　到底是誰的員工？ 

　　徐某、溫某（女）、王某、劉某曾是一家快遞公司的同事，徐某是理貨員、溫某是客服、王某和劉某是快遞員。

　　大家回憶稱，他們都是通過網路平臺看到以某知名快遞公司名義發(fā)佈的招聘資訊後，來到位於北京市東城區(qū)的某快遞站點進行應聘的。該站點大約有30～40名工作人員，王某某是站點負責人。上崗後，他們處理分發(fā)的一直都是該快遞公司的快件。

　　“快遞員不包吃住，每天工作10個小時。”劉某是位身材高大的男子。他告訴記者，自己一天可以送300～400件快件，一個月至少有七八千元收入。

　　理貨員徐某介紹説，理貨員和客服崗位都包吃住，一個月4000元工資。“我們幹活不惜力，站點業(yè)務不錯，經常早上一車貨就七八百件。”

　　2017年開始，快遞站點總是拖欠工資，有時兩個月發(fā)一次，有時更長時間才發(fā)。“在北京，一個月吃住沒幾千元下不來，老不發(fā)工資，撐不住。”堅持了幾個月，快遞員劉某最先辭職找了其他工作。

　　2018年春節(jié)後，站點負責人王某某召集大家開了一個會，告訴大家工資快要發(fā)下來了，而且還要漲工資。“他説要去總部要錢，然後就沒有再出現過。”徐某説，就這樣，工資一直到4月依然沒有結算，王某某也聯繫不上了。

　　劉某等4人認為，王某某是站點負責人，自己是快遞公司的員工，既然負責人找不到，就找公司總部要錢。可是，公司總部卻告訴他們，快遞站點是王某某承包的，公司與王某某簽訂了承包協議，徐某等4人是王某某個人聘用的人員，與公司無關。“穿公司工服，送公司快遞，我卻不是公司員工？”劉某很困惑。

　　法庭調解拿到工資 

　　“我們聽説同事馬某就是找公司總部要到的工資。”4人向記者介紹了最初的維權動因。

　　2018年5月，徐某、溫某、王某、劉某等人申請勞動仲裁，提出了確認自己與快遞公司存在勞動關係，快遞公司支付未簽訂勞動合同雙倍工資差額，公司支付解除勞動關係補償金，公司支付被拖欠工資等要求。

　　仲裁中，公司方提交了與王某某簽訂的承包合同等證據。在承包合同中明確，“乙方（王某某）聘用的快遞人員及其他人員，費用由乙方承擔，與乙方形成勞動合同關係，乙方應該按照勞動法相關規(guī)定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乙方與其員工發(fā)生勞動爭議等糾紛，乙方承擔全部責任。若由此給甲方造成損失，甲方有權從乙方支付的履約保證金和其他費用中優(yōu)先扣除，不足的部分甲方繼續(xù)向乙方追償。”

　　員工方則向仲裁委提交了微信工作群聊天記錄等證據，微信聊天記錄裏包括了一些攬收快件的消息。

　　仲裁委認為，爭議雙方都認可這4人是快遞站點負責人王某某的招聘人員。公司雖然主張與王某某之間是承包關係，但是無法舉證員工也知曉他們之間的承包關係。

　　最終，仲裁委裁決雙方有勞動關係，公司應支付員工工資、未簽訂勞動合同雙倍工資差額等費用。公司對仲裁委裁決不服，向法院起訴。

　　因案件開庭，4名員工再次在法庭相聚。此時，劉某和溫某尚在北京工作，徐某和王某都回到了各自老家。“再也不幹快遞了，沒有保障，太辛苦。我現在在老家工廠打工。”徐某説。

　　庭審的最後階段，溫某向法庭提交了新證據。溫某曾經加入過快遞公司的財務工作群，並保存了工作群的聊天記錄。溫某等人認為，這能夠證明公司知道他們的存在，並認可他們的員工身份。

　　庭審結束後，兩名快遞員向記者展示，直到現在，他們的手機號撥打出去依然被標注為某某快遞公司來電。

　　最終在法庭主持下，4人與公司簽訂調解意見，並拿到了部分工資。

　　複雜的用工方式 

　　審理此案的朝陽區(qū)法院法官白星暉介紹，“本案中，4名勞動者由個人招聘，公司不承認其是公司員工。而這4人在入職後未要求籤訂勞動合同，也不知道王某某與公司之間的關係，這在快遞業(yè)具有普遍性。”

　　對於簽訂勞動合同的重要性，白星暉表示，“勞動合同是證明勞動關係的最有力證據。如果沒有勞動合同，勞動者需要提供一系列證據證明勞動關係，比如，工資由誰來發(fā)放、考勤由誰來管理、社保由誰來繳納等。即使勞動者能夠提供這些證據，維權過程也要經歷仲裁、訴訟，如果單位不主動履行義務，還要申請強制執(zhí)行。過程漫長，對勞動者不利。”

　　本案中，雙方爭議的焦點在於4名勞動者到底是誰的員工，爭議的出現正是源於快遞行業(yè)複雜的用工關係。日前，記者從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通州區(qū)法院民事審判一庭庭長、審判員李迎新處獲悉一份調研報告，其中對快遞行業(yè)的用工關係進行了詳細梳理。

　　2018年底，全國政協共青團、青聯界別委員曾組成專門調研小組赴浙江杭州，江蘇南京、無錫等地就物流配送行業(yè)青年（快遞小哥）的職業(yè)發(fā)展開展調研，李迎新是調研組組長。根據這份調研報告，國有快遞企業(yè)會與快遞員簽訂正式勞動合同；民營快遞企業(yè)中，直營式企業(yè)多采取統一招聘方式，並與快遞員簽訂正式勞動合同。

　　報告顯示，加盟式民營快遞企業(yè)與快遞員的用工關係較為複雜。

　　有的快遞企業(yè)的一線網點不與快遞員簽訂勞動合同，長期聘用的快遞員較少；部分網點加盟商本身也是快遞員，但與公司之間簽訂的是加盟合作協議，並不是企業(yè)員工；還有一類網際網路物流平臺主要為快遞員提供業(yè)務需求資訊，平臺負責人認為快遞員是他們的客戶而非員工。

　　據李迎新介紹，快遞行業(yè)勞動關係的不規(guī)範、不穩(wěn)定，導致快遞員職業(yè)流動性較大。根據各快遞公司提供的數據，每年一線快遞人員的流失率在20%～30%之間。李迎新建議，勞動監(jiān)察部門加強對快遞企業(yè)的勞動用工監(jiān)管；加強對快遞配送從業(yè)青年的人文關懷，逐步完善培訓機制、暢通晉陞通道，引導快遞員進行合理職業(yè)規(guī)劃，增強職業(yè)認同感。（郭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