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不少人稱高考是改變命運的時刻。但是，一次考試成敗並非是最終結局。縱然是今天在業(yè)內呼風喚雨的大佬，也有高考考砸的時刻。下面，我們就來分享一下IT業(yè)內一些大佬的高考，也祝願備考的同學放鬆心態(tài)，積極應對明天后兩場考試。

　　馬雲：豪氣沖天要考北大數(shù)學成績就1分

　　1982年的時候，18歲的馬雲迎來了生命裏的第一次高考。不過馬雲並沒因數(shù)學不好而退縮，反而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舉動，因為在他的報考志願表上赫然寫著：北京大學。

　　當那年的高考成績出來以後，馬雲也算創(chuàng)造了個小奇跡，他的數(shù)學成績是——1分。

　　心灰意冷的馬雲和他一個表弟一起去賓館應聘服務生，結果因為長得有點兒歪瓜裂棗的意思，愣是讓老闆給拒了。沒辦法，他通過找關係，才做了一份給出版社送書的活兒。也許一輩子也就這樣了吧。

　　但是這時候路遙的《人生》的改變了馬雲的想法，馬雲開始了艱苦的復讀，並在19歲的那一年，再次走進了高考的考場。不過他的數(shù)學成績嘛……高考成績出來以後，馬雲的數(shù)學成績實現(xiàn)了同比1800%的迅猛增長——19分！

　　馬雲又開始了一遍打工一邊復習的日子。就這樣，到了馬雲20歲那年，他毅然參加了第三次高考。在馬雲高考的前一天，有一位姓余的老師對馬雲説，就你這個數(shù)學成績，能考及格了我就把姓兒倒過來寫。無論這老師是什麼心態(tài)，馬雲是被刺激的夠嗆，他想出了一個絕招。

　　在考數(shù)學之前，馬雲背下了10個基本的數(shù)學公式，考試開始以後就一個一個的往公式裏套。用這種獨門絕技，馬雲這次數(shù)學的考試成績還真就及格了——79分。

　　雖然馬雲這回數(shù)學成績大幅提高，不過他總分數(shù)比本科線還是差5分。唉，也行啊，馬雲心想，有個大學上就不錯了，管他是本科還是專科，也算圓了自己的一份堅持。就當馬雲準備進杭州師範的時候，又發(fā)生了一件事。

　　那就是當年杭州師範英語系由於剛升到本科，以至於報考的學生竟然不夠招生數(shù)。於是校領導做了一個令馬雲感覺是天上掉餡餅的決定，那就是讓幾個英語成績好的專科生直升本科。

　　於是，英語成績很牛的馬雲光榮的以本科生的身份踏進了杭州師範。

　　馬化騰：放棄天文夢選擇電腦

　　馬化騰在家人的翼護下讀完了初中和高中，高考之後，他仍然沒有離開深圳，就近上了深圳大學。進入大學後，馬化騰的天文理想並未實現(xiàn)，在得知學習天文的出路大多是做地理老師後，他在大學的申請表上改填了電腦專業(yè)，並因此獲得了更大的快樂。

　　2010年4月，馬化騰在接受《中國企業(yè)家》採訪時時回憶道：我原來是準備走天文方面的路。經常想很多自然科學的東西，研究什麼特異功能。1986年的時候觀測哈雷彗星回歸，我用學校的器材拍一些彗星的照片，我是當時深圳中學第一個找到(哈雷彗星)，還去寫觀測報告，得了一些獎，獲得幾十塊錢的獎勵。還得到了參加觀測比賽的機會。後來因為當時要考高中了，到海南的觀測我沒有去成。

　　考大學的時候，我問老師天文係畢業(yè)後的職業(yè)，當時只有南京大學有天文係，我了解到基本上那時候去天文臺的少，很多都是去當?shù)乩砝蠋煛．敃r就覺得，別搞不好變成去當?shù)乩砝蠋煟醽碛謩偤瞄_始接觸到電腦，就覺得這個也挺有興趣，那時候就考到深圳大學電腦係。“畢竟天文太遙遠了”他説。

　　深圳大學在國內只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大學，但是身處深圳特區(qū)，發(fā)展速度相當驚人。深圳大學受到改革開放思想影響，學校裏實用主義思潮也是比較濃厚的。可以看出，受深圳大學學校風氣的影響，馬化騰的實用主義理念在畢業(yè)之前已有了苗頭。馬化騰在深圳大學電腦係求學期間成績總是在前五名，他也漸漸地在編寫軟體和研究電腦網路中體會到了樂趣。馬化騰表示自己學習編程的方法其實是“用最笨的方式去領悟”——用抄代碼來培養(yǎng)感覺。

　　在大學裏面，馬化騰也並不是核心，技術也不是最強的一個，然而馬化騰會找到比較互補的一些夥伴做成一些事情。馬化騰看問題比較中立，但他會尊重比他強的人的意見。馬化騰在産品應該往哪個地方去做這個方面想法會多一點。

　　史玉柱：高考狀元數(shù)學差1分滿分

　　從初中開始，到18歲離開故鄉(xiāng)，史玉柱不為了什麼，就為幾個要好的同學都去爬山，大家都爬山，我不去爬山，覺得好像太另類，就養(yǎng)成爬山的習慣。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北部懷遠縣城。“爸爸是懷遠公安局的，我媽媽是一個工廠的工人。”

　　初二之前，史玉柱成績不好，貪玩愛看小人書，經常被媽媽訓。1977年恢復高考，讓史玉柱開始認真學習。此前，他高中畢業(yè)就“下放”了。

　　18歲之前，史玉柱隨父親兩次見識過大上海的繁華，基本印像是“太大了”。最深印像是南京路上24層的國際飯店還有外灘，外灘的樓和懷遠的樓是不一樣的，非常洋氣。此刻，儘管走在南京路上，史玉柱依然覺得他離大上海很遙遠。

　　1980年，史玉柱以全縣總分第一，數(shù)學119(差1分滿分)的成績考入浙江大學數(shù)學系。但在浙江大學數(shù)學系剛過了一學期，史玉柱就放棄了成為陳景潤的理想。

　　“從圖書館借到《數(shù)論》，看了之後，我才了解到數(shù)學是那麼的難。”和周圍同學比聰明也讓史玉柱壓力很大。“尤其是長江以南的，成績好的並不想上清華、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們那個班裏聰明人太多，學習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後，史玉柱的數(shù)學理想破滅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識到我做不成這件事情，這是我理想破滅的主要原因。理想破滅後的史玉柱開始跑步，培養(yǎng)各種愛好。他每天從浙大跑到靈隱寺，18里，然後，再跑回來，堅持了四年。

　　丁磊：第十名現(xiàn)象

　　我們在浙江省奉化中學找到了丁磊的足跡。1986年9月，丁磊考入奉中學習，成為當時高一(2)班56位同學中的一份子，江鴻跟他是同班同學。

　　在江鴻老師的記憶裏，10多年前的丁磊學業(yè)平平，入學時在班內的排名只有四、五十位，跟當下“首富”名號很不對稱。“可喜的是，每次考試，他的排名總有進步。不過最好也只在第十至二十位之間，從來沒有殺進班級前十名，更別提在年級內的排名了。”

　　3年後的高考，丁磊交出的成績同樣貌不驚人：他以高出重點分數(shù)線1分的成績有幸被成都電子科技大學錄取。只不過，這是丁磊喜歡的大學，他很早就被西部這所藏著大量電子類書籍的高等學府迷住了。

　　“教育界現(xiàn)在正熱衷探討‘第十名現(xiàn)象’，説的是，在一個班級裏，學習成績排在第十位上下的那幾個，有望成為日後最出人頭地的一個。我現(xiàn)在想想，丁磊這個個例也是符合‘第十名現(xiàn)象’的。”江鴻老師這麼評價他的老同學。

　　李彥宏：從戲曲少年到高考狀元

　　生於山西陽泉的李彥宏並不覺得自己小時候有多麼大志向，像所有心都玩野了的孩子一樣，每天看上去也都是忙忙碌碌的，但都不過是在“隨大流”罷了。李彥宏的父母在晉東化工廠工作，家境很普通，李彥宏有3個姐姐1個妹妹，他的靦腆溫和或許與姐姐們的寵愛有關。

　　父親常常帶李彥宏去看戲曲電影，為此他還一度迷上了戲曲。他的舞臺很小，只是家裏的那張床。他常常把床單圍在腰裏做戰(zhàn)裙，拿一根棍子當槍耍，一個人不斷亮相。山西陽泉晉劇團招收學員時，他去了，劇院老師從一招一式中看到了一種靈氣，決定錄取他。

　　但李彥宏對戲曲的興趣很快就淡了。李彥宏的大姐在剛剛恢復高考的那年就考上了大學，引得四鄰艷羨。相比于學戲，上學因為正統(tǒng)而更具有吸引力。對於李彥宏學戲曲，還可以做一種解讀，他其實真正喜歡的不是戲曲，而是那個舞臺。只有在舞臺上，才能一招一式展示自己的才華，感染更多的人。這與現(xiàn)在百度堅持的“用技術改變生活”的理念一脈相承。

　　19歲的李彥宏考取了山西陽泉市的高考狀元。在填報高考志願時，高中時參加全國青少年程式設計大賽的他，毫無疑問地喜愛電腦，但是第一志願卻不是北大電腦係，而是資訊管理系，因為他考慮到：將來，電腦肯定應用廣泛，單純地學電腦恐怕不如把電腦和某項應用結合起來有前途。

　　讀北大，學會獨立思考。面臨畢業(yè)，正是沉悶的1991年，決定“走出去看世界”的李彥宏如期接到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的入學通知。

　　留學讀研期間。偶然間，導師一句話，“搜索引擎技術是網際網路一項最基本的功能，應當有未來”，這時候，1992年，網際網路在美國還沒開始普及，但李彥宏已經開始行動——從專攻電腦轉回來，開始鑽研資訊檢索技術。並從此，認準了搜索。

　　張亞勤：12歲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

　　距離考試還有兩個月的時候，發(fā)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這天，正在家裏看書的張亞勤突然右上腹部劇烈疼痛，冷汗直流。到醫(yī)院一查，診斷是勞累過度引起的急性肝炎，必須進行住院治療。住院就意味著要放棄當年的高考。母親安慰他，説他的年紀還小，可以遲一年再考。但張亞勤生平第一次反對母親説：“不行，不考就等於徹底失敗，一定要考。”母親拗不過他，只好一邊照顧他，一邊幫他把復習資料拿到病房裏來。就這樣，在醫(yī)院的病床上，伴著消毒水的味道，張亞勤一邊輸液一邊學習，準備高考。

　　有驚無險。1978年7月，12歲的張亞勤和全國的600萬考生一起走進了高考考場。那是“文革”後正式恢復高考的第二年。十年上山下鄉(xiāng)，無數(shù)學子在田間地頭、牛棚豬舍旁刻苦學習，只為等待這一時刻的來臨。從影像資料中可以看到，當時考場上考生年齡參差不齊，三四十歲的考生也很常見，甚至有些考生的子女的年齡都比張亞勤大。儘管年紀小，在與成年人同場競技的考場上，張亞勤的表現(xiàn)絲毫不遜色，他的信心不輸給任何一個成年人。

　　一個月後，高考成績公佈，儘管張亞勤的成績十分出色，但比當年中國科技大學在山西省的錄取線還是低了十分。就在他以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的時候，三位華裔科學家的一個創(chuàng)舉改變了他的命運1978年3月，李政道、楊振寧和丁肇中聯(lián)合倡導在中科大創(chuàng)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個獨立於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試。這時距離少年班考試只有差不多兩個星期了，考試報名已經接近尾聲。那時候的少年班不像現(xiàn)在是統(tǒng)一報名，而是推薦報名，由老師推薦到學校，到市裏，再到省裏，一級一級上報。到真正報名時家人才知道報名程式，而這時候老師已經將考生名單上報了。離考試只有幾天時間，報不上名，就意味著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功虧一簣了。張亞勤沒有放棄，他和母親直接找到了省招生辦。由於時間倉促，他連考試科目都不知道，只能借來一些很老的習題集翻看。

　　張亞勤當時已經聞名山西全省，如果他能成為少年大學生，也將是山西省的一大榮譽，所以當母親帶著他向招生辦主任説明情況後，對方馬上爽快地答應將張亞勤的名字加進考生名單。

　　“皇天不負苦心人”。7月的一天，張亞勤領到了夢寐以求的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的錄取通知書。人們爭相傳頌著這個奇跡“12歲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比寧鉑還小的大學生”……一時間，張亞勤成了整個山西省的驕傲，《太原報》、《山西廣播電視報》、《山西教育報》……省內的各大報刊紛紛報道了他的“事跡”。

　　李開復：哥倫比亞大學更符合自己性格

　　1978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我已經是一個十一年級的美國高中生。這意味著，我將邁出人生至關重要的一步，申請大學。SAT成績出來了，雖然數(shù)學考了滿分800分，但是英文我考得非常不理想，只有550分，這離哈佛的平均錄取分數(shù)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我並沒有死心，在那段時間裏，我全心全意地準備自己的申請材料。因為在美國，入學申請中包括SAT成績和社會履歷等綜合考量因素。相對臺灣的單純看重分數(shù)，這種評判標準還是要有彈性得多。因此，我依然存有一線希望，我非常真誠地寫了一篇我認為很好的作文，談到未來中美關係的展望，和作為一個在美國的中國人，我希望為此努力的夢想。另外，我在其他申請欄目裏説明瞭SAT分數(shù)不夠高的原因，我告訴老師，我是一名外國學生，因此外語成績多少會打一些折扣，希望學校能夠看在我傑出的社會活動方面，給予我肯定。哈佛是我最大的夢想，我盼望著奇跡發(fā)生。

　　與此同時，我也在積極地準備其他大學的申請表格。整整一個月，我準備了12份申請表格，全身心地投入這場戰(zhàn)鬥中。而橡樹嶺高中的老師們，那個時候肯定“煩死我了”，“哪有人申請那麼多學校，準備那麼多推薦信的?”那個時代沒有電腦，每列印一封信，都需要一個字一個字地通過打字機打出來，一有錯字，就要撕掉重打，需要花費不少工夫。

　　雖然心存僥倖，但1979年4月的一天，我還是收到了哈佛的拒絕信。對於還沒有什麼挫敗經驗的我來説，這雖然算不上致命一擊，但是也足以讓我心灰意冷。隨後，我收到了斯坦福、耶魯和普林斯頓的“waiting list”。所謂waiting list，叫做“候補人名單”，最終，這三家候補的大學也沒有向我敞開懷抱。

　　不過，在收到這些拒絕信的同時，哥倫比亞大學向我拋出了橄欖枝。又過了幾天，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也給了我offer。我後來的經歷證明，哥倫比亞大學年輕、活潑、新銳、自由的學風使我一生受益，而正是哥倫比亞大學比較自由的轉係制度，讓我迅速找到了自己一生的鍾愛——電腦。

　　郭去疾：從“電腦娃娃”到“電腦神童”

　　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在首次南行的時候，一路上沒有對深圳特區(qū)做任何“裁決”，只是在中航技進出口公司工貿中心與電腦下棋時叮囑了一句：“學電腦要從中學生，從娃娃抓起。”

　　郭去疾表示，自己就是首批被“抓”到的電腦娃娃。小學4年級第一次在學校機房接觸電腦，郭就深深入迷。小學期間多次參加中學的電腦編程比賽，得過各種大小二三等獎。

　　後來郭去疾終於“修成正果”，以“省電腦編程大賽一等獎”的身份被保送到頗具傳奇色彩的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

　　1978年，中科大創(chuàng)辦的少年班開了我國超常兒童高等教育之先河。由於七八十年代曾經出過幾個“神童”，其中包括如今已任微軟全球副總裁的張亞勤，科大少年班也因此被人們叫做“神童集中營”。

　　據悉，由於少年班學生年齡普遍偏小，曾引發(fā)過一些心理以及生活能力方面的問題。後來發(fā)展了一批正常高考錄取的學生，郭去疾恰好又趕上了這一波。

　　準確來説，郭去疾當時被保送到的不是“少年班”，而是“零零班”。據悉，這是由幾十個“尖子”新生組成的班級，與“少年班”共同接受強化培養(yǎng)。

　　實際上，郭去疾不僅是一個“電腦神童”，還是一個“學習狂人”。記者在網上搜索“郭去疾”發(fā)現(xiàn)：當年成都市石室中學有個叫郭去疾的學生，從讀小學至高中畢業(yè)先後參加了多個學科的競賽三十余次，幾乎次次獲獎，被評為“蓉城十佳未來建設者之星”。

　　電視臺對他作過專訪，當被問及是如何能取得這樣優(yōu)異的成績時，這位“獲獎專業(yè)戶”還曾與夥伴們分享過制訂復習計劃的重要性。

　　也可能是在學習上游刃有餘，這位對電腦癡迷的少年在大學沒有選擇電腦專業(yè)，而是學習了電子工程。在郭去疾看來，電子工程專業(yè)更有挑戰(zhàn)性，“電腦這塊已經鑽的差不多了”。

　　張朝陽：在自學成材的故事激勵下考上清華

　　“我出生在‘文革’時代，那個時代帶給社會很多創(chuàng)傷，但我們這些小孩子因為沒人管，就有了一個自由、快樂的童年。我到了上中學的年齡才開始刻苦唸書，正因為有了小學無憂無慮的玩和充分的智力開發(fā)，我到了中學才能堅持長期的艱苦學習，直到大學，都沒有産生厭學情緒。”張朝陽説，他從小生活在西安東郊田王一個工廠的家屬院，父母都是醫(yī)生，他家在工廠邊上，生活環(huán)境很隨意。父母對他很寬鬆，給了他一個自由發(fā)展的空間，這對他有很大影響。

　　1976年張朝陽上中學時，正好恢復高考，他開始像大多數(shù)孩子一樣埋頭學習。他屬於同齡人裏較早有唸書意識的一批人，很小就懂得，要出人頭地，學習特重要。他對任何事物的感知都很強烈，愛走極端。他常看《中國青年報》，上面很多自學成材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他成績一直非常好，經過5年苦讀，從西安的一所廠礦子弟中學轉到了西安中學，1981年順利地考上了清華大學物理系。

　　提起往事，張朝陽對高考那段歲月依然難忘。“我高考的時候沒住校，每天早上七八點的時候，和一大幫同學騎著自行車，浩浩蕩蕩去自習室溫習功課。”張朝陽回憶，“那時候父母給的壓力並不是很大，只是自己喜歡學習，特別是喜歡學物理。我覺得學習是件快樂的事情。”

　　清華歲月是他密集攫取知識的時代，也是他心理成長比較艱難的一段時間。當時整個社會都有一種很偏激的觀念，説唸書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唸書好的學生就是最好的學生，才可以去拿諾貝爾獎，才能成就一番大事業(yè)。清華的5年就是這樣的非常艱苦的、壓力非常大的5年，他學會了如何在極端壓力下去生存。為了緩解這種壓力，他練習冬泳，並得到了一種自我肯定。1986年，他考取李政道獎學金，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深造。

　　周鴻祎：通過競賽獲得保送

　　奇虎360董事長周鴻祎中學時，周鴻祎學習還行，但真要高考，“也犯嘀咕”。他靠著參加各種物理競賽得獎，躲過高考一劫，被保送去西安念大學。

　　“我從小懼怕考試，高考前獲得一個機會一不小心就混到大學了，後來上研究生也沒有參加考試(只加試了英語就差點累吐了)。不過，我還是非常遺憾沒有參加過高考，畢竟，高考是人生的一個里程碑，在我的記憶裏，總也找不到高中和大學的分水嶺，這樣挺不好的，似乎人如果不參加高考，就可能談不上成熟。所以，我想對那些對高考感到緊張的人説，高考是人生的一個非常好的經歷，這是人一生中回憶的資本，能參加高考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知名人士的高考經歷，一起來看一下吧。

　　王石：因為父親關係上了工農兵大學

　　王石，原籍安徽，1951年出生於廣西柳州。在新疆做了5年汽車兵，轉業(yè)後在蘭州做了1年的工人。由於其父在柳州鐵路局當領導，王石得以進入蘭州鐵道學院當了工農兵大學生，讀給排水專業(yè)。畢業(yè)後進入廣東省經貿委做經濟情報研究工作。1984年左右他下海創(chuàng)業(yè)，組建深圳現(xiàn)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1988年更名為萬科企業(yè)股份有限公司。

　　馮侖：中央黨校最年輕的研究生

　　西北大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的陜西大學堂，最初只有商學學科，就在1977年恢復高考時，西北大學恢復了經濟學專業(yè)和經濟學系，1985年正式成立了經濟管理學院。這與馮侖求學幾乎是在同一時期，不得不説這正是奠定馮侖成功的基礎。後來成為經濟學家的魏傑和張維迎也與馮侖在同一院係學習。

　　在中央黨校，馮侖不僅潛心攻讀馬列原著，而且還弄懂了德文版、英文版，更重要的是，馮侖常常有自己獨到的理解。馮侖學經濟學、學法學，先後進入社科院、國家體改委、中共中央宣傳部。馮侖與馬鴻模幾次交往之後就非常熟了。在馮侖的身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折射出“教父”馬鴻模的影子。比如他雖然是法學博士，算得上高級知識分子，但是言談間常有世俗的語言，完全沒有人們常説的高等知識分子所具有的那種清高。然而，他的表述卻非常富有邏輯性，或者説，他身上既有著江湖的氣息，又有著知識分子的理性氣息，兩者成功地混合在一起，成就了一個獨一無二的馮侖。

　　20歲時，馮侖就已經成為了光榮的中國共産黨黨員。據馮侖自述，他在學校中一直擔任學生幹部，是個好學生、好黨員。1984年，作為中共中央黨校最年輕的研究生，馮侖被學校調到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辦公室下屬的專題研討小組，從事“文化及意識形態(tài)領導體制改革”的研究，1988年又被借調到中宣部。1988年年底，他被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任命為比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同時被派往海南省籌建改革發(fā)展研究所，並擔任常務副所長。

　　恢復高考之後，馮侖參加了第二屆高考，成功考上了西北大學，之後又順利考上了中央黨校。馮侖是當時最年輕的研究生，他的語言風格、思維方式、決策習慣，自覺不自覺地就會露出那個時代的痕跡來。

　　郭廣昌：自己決定放棄中專，改讀高中

　　對大多數(shù)人來説，大學畢業(yè)前的這段時間的人生軌跡基本上是被確定了的：小學—中學—考大學。可是對於郭廣昌來説，他人生的第一個轉捩點就出現(xiàn)在中學時代。

　　像大多數(shù)的農家父母一樣，郭廣昌的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兒子早日跳出“農門”，因此父母讓他報考師範，可以減輕家裏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以跳出“農門”，就這樣，成績優(yōu)異的郭廣昌報考了師範。

　　拿到中師錄取通知書的郭廣昌，就像拿到人生的判決書。難道這輩子就待在東陽做一名鄉(xiāng)村教師嗎？自己的大學夢呢？東陽中學走出了那麼多大學生、碩士生甚至博士生，難道自己這一輩子就只能是一個中師生嗎？

　　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郭廣昌做出了第一個改變自己一生命運的決定———放棄中師，改讀高中。父母不允，他就悄悄卷了一床竹蓆，背了十幾斤米，來到了東陽中學。高中3年，靠著每星期回家背幾斤米和一罐霉幹菜，他熬了過來。

　　1985年，18歲的郭廣昌又面臨一次選擇——高考。有意思的是，念理科的郭廣昌竟然報考了復旦大學的哲學系。正是這兩個關鍵的決定，幾乎影響了郭廣昌的一生。正是因為讀了高中，才有了他後來的上大學的機會。而選擇哲學，則是因為那時最熱門的講座，都在哲學領域。

　　1992年，郭選擇和校團委4個夥伴下海創(chuàng)業(yè)。哲學帶給他做生意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創(chuàng)造性的破壞”，即要在別人的基礎上，進一步地發(fā)展。

　　俞敏洪：英語從33分到95分40分鐘就交卷

　　1977年，因為一些不可抗原因，家在農村的俞敏洪高一下半學期才進入了高中。上高中以後，俞敏洪功課明顯跟不上，但高考就要來臨了。復習了10個月左右，俞敏洪參加了1978年的高考。當時的錄取分數(shù)其實很低，他報考的常熟市地區(qū)師專外語錄取分數(shù)線是38分，俞敏洪的英語卻只考了33分，別的幾門也不理想。

　　高考失利之後，俞敏洪沒有特別失望，家裏人也沒有給他什麼壓力，反正不行就在農村幹活。俞敏洪在家裏開手扶拖拉機，插秧，割稻，後來去大隊初中當了代課老師。1979年，俞敏洪再次參加高考，他的總分過了錄取分數(shù)線，但英語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師專的錄取分數(shù)線變成了60分，結果再度落榜。

　　一天，俞敏洪高中的一個英語老師告訴俞敏洪，江陰縣教育局準備辦個專門針對外語高考的輔導班。俞敏洪母親到城裏找到幾個親戚打聽，證實了這個消息，就讓俞敏洪去報名。這次的復習真正變成了全職脫産學習。俞敏洪和二十多個男孩一起住在一個連廁所都沒有的大房間裏。老師指定俞敏洪當副班長，這對俞敏洪是一個很大的促進，既然是副班長，學習就要認真，俞敏洪帶領大家一起拼命，早上帶頭起來晨讀，和大家一起背單詞，背課文，做題，討論，晚上10點半熄燈以後，大家全部打著手電在被窩裏背單詞。

　　1980年的高考開始了，英語考試時間是兩個小時，俞敏洪僅僅用了40分鐘就交了卷。俞敏洪的英語老師大怒，迎面抽了俞敏洪一耳光，説今年就你一個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結果你自己給毀了。他認為俞敏洪這麼快就交卷，肯定沒有考好。但是，俞敏洪確實只需要40分鐘。

　　分數(shù)出來以後，俞敏洪的英語是95分，總分387分。當年，北大的錄取分數(shù)線是380分。填志願的時候，老師對俞敏洪説，如果你想上北大，語文一定要及格，不然北大不會要你，但俞敏洪的語文是58分。俞敏洪不敢下筆填北大，還是老師幫他填的志願。

　　8月底，俞敏洪的同學們幾乎都拿到了錄取通知書，他卻什麼也沒收到。按常規(guī)，北大是第一個發(fā)錄取通知的，老師就説俞敏洪大概沒戲了。這時候，俞敏洪真的特別難受。有一天俞敏洪和媽媽在地裏種菜，大隊的人找到俞敏洪説縣裏有電話來。

　　俞敏洪急忙跑過去，縣教育局長對俞敏洪説你的錄取通知下來了。俞敏洪問他是哪個學校，他故意説自己不知道。俞敏洪拿到通知書一看是北京大學，當時就樂瘋了，和兩個考上大學的同學一起，像范進中舉一樣跑到馬路中間又蹦又跳，連大卡車都停下來了。

　　潘石屹：偷偷換名“石屹”參加高考

　　1979年高考前8天，潘石屹被一輛卡車撞斷了肩胛骨。知道自己沒考好，他立即偷偷在另外一個縣以“石屹”這個名字報考中專，並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蘭州培黎石油學校。1981年從培黎學校畢業(yè)後，潘石屹又以整個石油部系統(tǒng)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石油管道學院。

　　1984年，潘石屹畢業(yè)被分配到設在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經濟改革研究室工作，捧上了鐵飯碗。在那裏，潘石屹很快找到了讓領導重視他的竅門，那就是記清楚所有的工作數(shù)據。處長向局長彙報工作，局長向部長彙報工作，都需要用數(shù)字説話，而他們都記不清楚數(shù)字，他們需要帶一個人彙報數(shù)字。每天下班之後，潘石屹就將各種計劃樣本拿出來背，最後，這些數(shù)字小數(shù)點之後的好幾位，潘石屹都能記得住。科長開始欣賞他，處長開始欣賞他，主任也開始欣賞他。他被確定為“第三梯隊”。並成為領導身邊必帶的“紅人”，仕途看上去很美。

　　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辦公室新分配來一位女大學生，對分配給自己的桌椅十分挑剔。當潘石屹勸她湊合著用時，對方非常認真地説："小潘你知道嗎，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輩子的。"這不經意的一句話深深地觸動了潘石屹：難道一生將與一套桌椅共同度過？

　　1987年，潘石屹變賣了自己所有的家當，毅然辭職，揣著80元錢來到廣東，在那裏度過了他感到壓抑的一段時光。一直到兩年之後，新的機會終於出現(xiàn)了——1988年到1989年的海南島，就像哥倫布發(fā)現(xiàn)的新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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