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修復師——把文物叫醒、讓文物“復活”
【特稿136】把文物叫醒
端午假期,河南博物院又是一票難求。在曹晉的印象裏,這樣的場景今年已上演了好幾回。
春節(jié)期間,創(chuàng)意舞蹈《唐宮夜宴》火到出圈。節(jié)目借助現代舞美技術,把一大批文物搬上舞臺,在營造出絕妙舞臺效果的同時,也讓文物的出處——河南博物院意外走紅。
多年佔據歷史書一角的婦好鸮尊、蓮鶴方壺,《唐宮夜宴》樂師少女原型樂舞俑……前來一睹文物真容的參觀者讓這個新晉的“寶藏”博物館前所未有地熱鬧。
不過,作為讓文物“復活”的人,在藏身於雄偉展廳身後的一棟小樓裏,曹晉和她的20多位同事並不為熱鬧所改變。他們依然日復一日與器物相對,依靠多年磨出的經驗、心境和日益先進的科技,揣摩成百數千年前工匠的心思,重塑過往的輝煌。
除了慢,別無選擇
47歲的杜安在修復臺前坐著,臺上的那件帶蓋銅尊缶已經被他端詳了很久。
每過一會兒,杜安會緩緩轉動底盤變換觀察角度,偶爾再拿起手術刀用刀尖輕點器物表面——那裏有幾處粉藍色的銹蝕。除此以外,他那堪稱魁梧的身軀幾乎再無別的動作。
“可能是粉狀銹,有人稱之為青銅器中的‘癌癥’。”半晌,杜安説了一句話。
慢速工作模式,是河南博物院文保中心副主任杜安的日常。這也是他25年前從義大利老師那兒學到的文物修復第一條“行規(guī)”。
1996年,我國和義大利合作舉辦文物修復培訓班,學員在文保從業(yè)人員中選拔。當時剛從博物館專業(yè)畢業(yè)到河南博物院修復室工作的杜安被院裏派去考試,“結果還真考上了”。
在中國,文物修復是始於春秋時期的一門古老手藝。經過2000多年的沿襲,直到上世紀90年代,我國的文物修復一直重經驗輕理論,“過去老師傅修文物,追求的是文物色彩、紋飾和質感等完好的視覺效果,今天看來,這往往可能改變或掩蓋文物本身的製作工藝和攜帶的資訊。”杜安説。
同樣是文物大國,當時的義大利已開始用科學方法指導文物修復。在啟動修復工作前,要先結合保存現狀和考古背景對文物做出全面評估,再根據文物病害情況進行材料實驗和修復實驗,以期實現最能保持原狀的修復。
合作培訓在西安進行。開班沒多久,杜安心裏就打起了退堂鼓。“拿著小刀不停刮,刮了一上午,好像什麼變化也沒有。” 20歲出頭的杜安是個好動的人,文物修復的單調和低效讓他在培訓初期如坐針氈。
選擇修文物,就選擇了落在時間後面。這個道理,專攻書畫修復的曹晉從入行第一天就開始體會。
刷子、毛筆、鑷子、漿糊……書畫修復所用的每一件工具,看起來都沒什麼“技術含量”,但要能用這些小東西熟練地與薄如蟬翼的紙質文物打交道,入門平均都要花5年時間。
從業(yè)17年,曹晉修復完成的書畫只有200多幅,而這在業(yè)內已算是“挺快”的速度。蟲蛀、鼠嚙、酸化、老化……因為是有機物,書畫文物可能同時存在多種病害。等到人工修復結束,還要讓它們在適宜的溫度和濕度中自然晾幹、平整,這動輒又是數月的時間。“想要獲得一幅修復效果良好的字畫,除了‘慢慢來’,別無選擇。”曹晉説。
杜安也“別無選擇”。班裏18位同學來自全國各地,大家一起學習、生活,也一起暗暗較勁和比拼。“我是代表文物大省來的,可丟不起這個臉。”從開始強迫自己坐夠10分鐘,到半小時、一小時,再到不知不覺就過了一整天,杜安的心終於漸漸靜了,慢了。
就像是通過了一場額外設置的測試,銹跡被刮去,斷件被拼接,數千年前工匠的奇思妙想被還原,文物開始向這個年輕人展露真身。兩年脫産培訓結束時,杜安與同學一起運用西方修復技術,輔以東方審美意蘊,完成了對早幾年出土的西周戈父己大鼎的修復。
那件巨大的青銅器至今讓他記憶深刻,“苦練兩年的武功,終於派上了用場”。
練到最後,就是“感覺”
“曹老師,你快來一下。”聽見張怡晗略帶求助口吻的呼喚,曹晉知道小姑娘遇到麻煩了。
果然,操作臺上的宣紙破了個小口子。這天是27歲的張怡晗第一次上手書法修復實操工作,曹晉讓她試著“托綾子”。
所謂“綾子”,是一種比緞子還薄的絲織品;“托綾子”,就是在綾子上刷上漿糊,再將一張宣紙貼在上面,以備裝裱字畫時使用。“擺放要平,動作要輕,綾子與宣紙之間的空氣要排乾淨。”張怡晗復習著曹晉教她的方法要點,“我就是在刷宣紙時力道重了一點點……”
“托綾子”只是書畫修復中的基本功。同樣是托紙,館藏書畫作品的背面大多附有一張起保護作用的宣紙,被業(yè)內稱為“命紙”。紙質文物對環(huán)境敏感,每隔一定年限,“命紙”也需要修復。
“‘命紙’和原作緊緊相連,有的幾近融為一體,稍有不慎,文物就會遭到不可逆的破壞。”曹晉説完這句,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用鑷子把褶皺的宣紙重新整平,最後只留下一個幾乎看不出的小裂縫。綾子還能用,張怡晗松了一口氣,同時暗暗慶倖,“好在這不是文物”。
去年8月,張怡晗進入文保中心書畫修復室工作,做了曹晉的徒弟。起初,她主要負責拍攝待修復書畫的影像資料,記錄破損情況,用儀器檢測它們的酸鹼度、紙張厚度、尺寸等,進而為文物創(chuàng)建修復檔案。
讓這個90後女生驚奇的是,先進的資訊化技術在文物修復工作中被大量應用的同時,許多傳承多年的“古老”操作也沒有被棄用。比如,直到現在,書畫修復室用的漿糊還是完全靠人工手打製作。
“為什麼不用機器攪拌?”面對張怡晗的疑問,曹晉解釋説,目前的機器還難以判斷漿糊是否達到最適宜的粘稠度和凝結度,“這要憑手上的感覺來確認”。
“憑感覺”,每一個年輕修復師幾乎都會從自己師父口中反覆聽到這3個類似“玄學”的字。杜安的徒弟徐一傑也不例外。
在杜安的實驗室裏,用於打磨、拋光、切割的儀器有好幾臺,每一臺徐一傑都用得得心應手。可到了要幹“刮銹跡”這樣的“簡單”活兒的時候,她還是要尋求師父的指導。
“哪一塊是有害銹,哪一塊是無害銹,一刀下去要刮多深刮多重,都是憑感覺。”學著杜安説話,1997年出生的徐一傑半是調皮,半是無奈:雖然在從業(yè)3年多時間裏經手修復了60多件文物,但徐一傑顯然還沒有修出“感覺”。
感覺,源自千百萬次的重復。20多年來,對每一件交到自己手裏的文物,杜安都會一步不落地執(zhí)行準備工作:拍照,測量尺寸,繪圖,採樣,制訂分析方案,進行分析測試和修復實驗,制訂修復方案,報批方案。等到了正式修復環(huán)節(jié),一天下來只能清理指甲蓋大小的銹跡更是家常便飯。
就這樣,杜安已累計完成了對1000余件文物的修復。“練到最後,不就是‘感覺’嗎?”
入行不到1年,張怡晗的實操“首秀”幾乎理所當然地以失敗告終。不過這個自小習慣了快速、便捷的年輕人倒也不氣餒,“看來屬於我的感覺,還得接著練”。
少一分不行,多一分也不好
最近一段時間,杜安工作臺上的“常客”是春秋時期的盛水器鄬子倗浴缶,它的局部病害需要再次修復了。
透過打開的浴缶口,可以看到鑲嵌在器皿內壁上的幾顆鉚釘。“早些年沒有合適的粘接劑,師傅們只能用鉚接方式對青銅碎片進行焊接,這是當時能實現的最好效果。”杜安解釋道。
今年3月,四川三星堆遺址現場發(fā)掘大量運用了高科技設備,讓圍觀網友驚嘆是歷史與現代的完美碰撞。事實上,在文物修復領域,類似的技術早已成了修復工作者手與眼的延伸。
河南博物院九大鎮(zhèn)館之寶中的蓮鶴方壺因其工藝精湛、紋飾細膩新穎,有別於大多數青銅器厚重莊嚴的風格,而被喻為“東方最美青銅器”。在過去很多年裏,杜安和同事一直困擾于蓮鶴方壺內部狀況難以查明,“相關的修復工作也根本無從下手”。
X射線探傷儀的引入解決了這個難題。杜安説,現在,只需拍幾張X光片,不僅能一覽文物各處的“傷情”,還可以獲得對修復至關重要的文物內部構造和工藝資訊。
如今,河南博物院已擁有金相顯微鏡、離子色譜分析儀、成分分析儀等設備。2018年,博物院還與國內一家製造企業(yè)合作研發(fā)了一臺專門的鐳射清洗儀。過去文物中因人工難以觸及而無法清理的位置,都可以靠它達到良好的清洗效果。
即使是號稱“最靠感覺”的書畫修復,不時也會與科技達成完美的合作。
一次,一幅佈滿污漬的重彩絹畫送到曹晉面前。如何能在清除污漬的同時不傷及畫作的顏色,曹晉犯了難。多方求助後,曹晉找到了一種用新材料製成的膠水。先用它對絹畫固色,接著用溫度適宜的水洗去污漬,最後去掉膠水,“濃墨重彩的顏色真的一點都沒變”。
像醫(yī)生對待“老病號”一樣,杜安對蓮鶴方壺的監(jiān)測已持續(xù)了十多年。雖然和過去相比,青銅器上的銹蝕、土垢越來越少,但只要湊得夠近,文物上的修復痕跡依然清晰可見。
這並非杜安和同行力所不及:當技術進步使“天衣無縫”成為可能時,文物修復卻在刻意避免“完美無缺”。
“從上世紀末起,‘保持原狀’和‘可再修復’成了業(yè)內的重要原則。”杜安説,為了讓文物既不“少一分”也不“多一分”,現在修復使用的材料大多會與文物的原材料有所區(qū)別,對文物碎片進行粘連時也會選擇以有機成分為主的粘接劑。
杜安用粘接青銅器的環(huán)氧樹脂舉例,相比于直接焊接,環(huán)氧樹脂大概在半個世紀後會老化,因此需要重新粘接,“但這樣即使又過了幾百年,那時的人們也能分辨出哪些是文物的原貌,哪些是前人的修補”。
儘管可以重新進行更細緻的修復,但杜安並不打算拆掉鄬子倗浴缶內壁的鉚釘,“當文物被修復過,這也成為它的一種經歷,只要修復沒有産生明顯的破壞、污染作用,保留痕跡就是保留歷史”。
一邊沒有人,一邊等不起
和科班出身的徐一傑不同,張怡晗是半路出家做文物修復的。
2016年,張怡晗電腦專業(yè)畢業(yè)考入河南博物院資訊管理處,負責文物的三維掃描等技術性工作。因為工作原因,張怡晗常常接觸文物,也會看到院內文物修復前後的對比影像,這讓她對文物背後神秘的修復人既佩服又好奇,“他們喚醒了文物”。
2020年8月,河南博物院展開內部競聘,張怡晗通過考核“轉行”到了文物保護中心工作。
“這是很難得的個例。”河南博物院文物保護中心主任單曉明感嘆道,“文物修復還是太缺人了”。
一名熟練的青銅器修復師,每年可修復的文物大約20件。一名熟練的書畫修復師,這個數據是12件左右。目前,文保中心有6位書畫修復師,“僅是院裏的紙質文物,我們就一輩子都修不完。”曹晉説。
全國範圍內,在編文物修復師只有2000多名,但我國僅是亟須修復的古代文物就達到上千萬件。
文物修復不能拼速度,但有的文物又實在等不起。
歷史上,河南是我國重要的冶鐵中心,但一直以來該省任何一個博物館都鮮有鐵器展示。“根本來不及修。”單曉明説,鐵元素是一種活潑金屬,一經出土就變得十分敏感與脆弱,有些還沒送出發(fā)掘現場,已變成了粉末。
從2016年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大火到今年三星堆“再醒”出圈,多年冷門的文保行業(y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但看熱鬧是一回事,投身其中又是另一回事。”單曉明坦言。
隨著文物修復理念的改變和技術的發(fā)展,一名合格的年輕修復師,除了要接受傳統(tǒng)“師帶徒”的培養(yǎng),還要掌握化學、物理、材料學、藝術史等跨學科的專業(yè)知識。“即使條件都具備,如果耐不住寂寞吃不了苦,在這條路上還是難以走遠。”曹晉説。
最近幾年,在河南省文物局的支援下,河南博物院承擔了該省鐵質文物保存狀況調查課題,院內鐵器修復技術和硬體條件得到明顯改善。
幾個月前,該院文保中心接收了一批來自中國航海博物館的鐵器,初步判斷是海戰(zhàn)中沉沒船隻上的火炮等物件。由於長時間在水中浸泡,鐵炮銹蝕不堪,幾乎面目全非。
“全修好了,即將送去展覽。”加班加點搶救這批鐵器後,性格早已變得沉靜的杜安,臉上難得露出了喜悅的表情。
余嘉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