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脈係乎國運

　　“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的編纂、流失與回歸

　　位於國家圖書館的國家典籍博物館正在展出“珠還合浦歷劫重光——《永樂大典》的回歸與再造”。《永樂大典》堪稱“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從皇史宬到圖書館，從宮廷秘藏到人民所有，《永樂大典》的傳奇經歷，也是歷史潮流的注腳。《永樂大典》的遭遇告訴我們：國家強盛，才能賡續(xù)與弘大文脈。

　　《永樂大典》是空前絕後的古代類書

　　永樂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的年號，這個年號從1403年一直使用到1424年。永樂時代，是明朝國力強盛的時代。遷都北京、建設紫禁城、鄭和下西洋等大事，都發(fā)生在永樂時代。永樂時代，還見證了中國古代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類書的誕生，這部類書以“永樂”為名，是為《永樂大典》。

　　1403年即永樂元年，朱棣命解縉等人編纂一部類書，其詔令稱：“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tǒng)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y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由此詔令可知，朱棣希望這部類書包舉天下所有的文獻，囊括所有的知識門類。類書與叢書不同，我們熟悉的《四庫全書》是叢書，它依據(jù)自己的選擇標準，完整收錄單獨的書，而類書則從單獨的書中析出材料，再分門別類排列在一起。類書和數(shù)據(jù)庫很像，輸入一個關鍵字，就能查閱到散在各書中的相關材料。

　　解縉接到任務後，組織人手開始編書，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完成了，朱棣賜名《文獻大成》。但朱棣對此書並不滿意，認為並沒有將天下文獻囊括殆盡，又命姚廣孝、解縉等人在南京文淵閣開館重修，此項工程始於1405年，竣稿于1408年，這便是《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僅目錄與凡例就有60卷，全書共計22877卷，11095冊，總字數(shù)約3.7億字，以《洪武正韻》韻目編排內容，“用韻以統(tǒng)字，用字以係事”。《洪武正韻》是朱元璋命宋濂等人編纂的一部韻書，它包括76個韻目，每個韻目下包括許多字，如韻目“東”下包括冬、通、桐等字。《永樂大典》就用這種方法，將紛繁複雜的內容井然有序地進行排列。

　　從保存下來的《永樂大典》遺冊來看，它比一般的古籍要寬大得多，高約50釐米，寬約30釐米，每冊約50葉，書衣用多層宣紙硬裱，再用一層黃絹包裹，書皮左上方貼長條黃絹鑲藍邊書籤，標出卷數(shù)，書皮右上方貼小方塊黃絹邊簽，標出韻目及本冊次第。

　　像《永樂大典》這樣宏大的文化工程，只有在一個國家國力強盛並留意于文化事業(yè)時才能完成。由於《永樂大典》卷帙浩繁，成書之後並沒有刊印出來。1420年，明朝正式遷都北京，《永樂大典》正本也從南京移藏北京。此後，直到嘉靖年間才又抄寫了一個副本，而僅僅是抄寫副本也花去了五年時間。

　　我們今天看到的所有《永樂大典》遺冊，都來源於嘉靖年間抄寫的副本，永樂年間的正本連一頁紙也沒有流傳下來，它的下落至今仍是個謎。副本抄好後，收藏在嘉靖皇帝新設的歷史存檔機構皇史宬中，到清朝雍正年間，轉移到翰林院。實際上，《永樂大典》在此時已逐漸散佚，乾隆年間曾點查過一次冊數(shù)，剩下九千余冊。

　　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利用《永樂大典》輯出許多已消失在歷史塵埃中的書籍，但與此同時，一些館臣也利用職務之便，將《永樂大典》攜帶回家，作為自己的私藏。

　　對於《永樂大典》而言，更大的劫數(shù)還在後面。

　　《永樂大典》一度被當成磚使用

　　近代以來，中國屢遭列強侵略，書的命運也如人的命運一樣，在風雨飄零中茍延殘喘。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進入到了最後時刻，這年十月，英法聯(lián)軍攻佔北京，搶走了海量中國珍寶，收藏在翰林院中的《永樂大典》也未能倖免，其中以英軍搶掠冊數(shù)最多。

　　四十年後的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華，再度佔領了北京，翰林院一帶成為戰(zhàn)場，部分《永樂大典》被戰(zhàn)火焚燬，還有一些則被聯(lián)軍用來遮擋彈雨。在同時代人雷震的筆記《新燕語》中，有一則標題為“斯文掃地”的筆記，其中提到“洋兵入城時，曾取該書之厚二寸許、長尺許者以代磚，支墊軍用等物。武進劉葆真太史拾得數(shù)冊，閱之，則《永樂大典》也，此真斯文掃地矣。”據(jù)學者統(tǒng)計，在1900年的戰(zhàn)事中，損失的《永樂大典》至少有605冊。

　　到1912年，民國肇建，今天國家圖書館的前身京師圖書館僅藏《永樂大典》64冊，不及原數(shù)的1%。而這64冊成功入藏京師圖書館，與魯迅有密切關係。原來，這64冊歷劫而存的《永樂大典》，被翰林院掌院學士陸潤庠拿回家中收藏。魯迅在民國成立後，出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圖書館工作，他多次以教育部名義致函陸潤庠，希望他將珍藏的《永樂大典》交由京師圖書館保管收藏。1912年7月16日，這批典籍入藏京師圖書館。

　　當時，公共圖書館的觀念仍有待更多人接受，京師圖書館的成立是中國公共圖書館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中國作為文獻大國，其國家級的公共圖書館，理應有能與之地位匹配的文獻入藏。京師圖書館的這64冊《永樂大典》，開啟了國家圖書館持續(xù)至今的蒐求《永樂大典》的歷程。

　　在這一歷程中，鄭振鐸的名字不能忘記。鄭振鐸對《永樂大典》的興趣，反映了時代的潮流與風向。1938年，鄭振鐸發(fā)表了《中國俗文學史》，這部具有奠基意義的著作，將視野轉向此前並不為文學研究者所多關注的“俗文學”上，如歌謠、變文、鼓子詞、子弟書等，這些興起於民間的文學形式，其實擁有比“雅文學”更多的受眾，它深刻影響了社會心理的形成。這些民間文學的材料，許多就保存在《永樂大典》中。

　　《永樂大典》當然不只保存了許多民間文學的材料，它堪稱“典籍淵藪”，尤其他收錄文獻很少刪改，基本保持原貌。從清代至今，對《永樂大典》的輯佚工作，讓已消失的重生，讓遺忘的再度被記起。

　　國家圖書館歷百年成為《永樂大典》最大收藏地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成為第一任國家文物局局長。1951年8月3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鄭振鐸的《關於永樂大典》一文，文章介紹了《永樂大典》的編纂、流失與收藏。同月，在鄭振鐸等人的策劃下，北京圖書館舉辦了一場《永樂大典》展覽，在二十天的正式展期中，總共有八千二百多人一睹《永樂大典》真跡。

　　1951年，北京圖書館收藏的《永樂大典》冊數(shù)從前一年的109冊一躍至144冊，其中新增的33冊來源於以下三處：這年3月，蘇聯(lián)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圖書館將所藏11冊還贈中國；7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的提議下，商務印書館將所藏21冊全部捐給政府；8月，時任天津市副市長、實業(yè)家、收藏家周叔弢將所藏1冊捐給政府。這33冊均轉交北京圖書館統(tǒng)一收藏。

　　鄭振鐸與張元濟是故交。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鄭振鐸介紹了商務印書館藏《永樂大典》的一段往事：這批藏書原藏于上海商務印書館附屬的涵芬樓，在1932年日軍發(fā)動的“一·二八事變”中，涵芬樓被炸毀，無數(shù)典籍葬身火海，《永樂大典》由於提前轉移到了其他地方而倖免于難。鄭振鐸對商務印書館此舉表示由衷敬佩，評價“該館今以歷劫僅存的最珍貴的圖書捐獻給人民政府，其化私為公、熱愛政府的心，是值得欽佩的。人民信賴與熱愛自己的政府，曾不斷把他們的所藏捐贈出來……他們明白人民政權會十分重視這些文化、藝術遺産，而且會十分珍重地保存、管理，供給人民大眾加以應用與參考研究的。”

　　流散的典籍，如同漂泊的遊子，似乎天然有著“鳳還巢”的願望。1951年，定居在香港的藏書家陳清華要出讓一批古籍。由於陳清華的藏書素以珍貴著稱，鄭振鐸得知此事後，迅速向周恩來總理報告。當時國家財政窘迫，但仍決定購買這批藏書，1955年陳清華第一批藏書入藏北京，其中包括4冊《永樂大典》。為了讓這批古籍安全回家，鄭振鐸要求不得乘坐飛機。

　　然而，誰能想到，1958年，鄭振鐸因為飛機失事而殉職。逝世後，他的家人將其所有藏書捐獻給了北京圖書館。

　　時至今日，國家圖書館已成為全球收藏《永樂大典》冊數(shù)最多的圖書館，224冊得來不易，歷百年才有這樣的成績。這其中凝聚了黨和政府守護傳統(tǒng)文化遺産的堅定決心、收藏者化私為公的襟懷、管理者對書籍的認真蒐求與妥善保護，還有社會大眾的關心。

　　文脈係乎國運。《永樂大典》的聚散沉浮，生動展示了書與人的命運是如何緊密相連的，國家強盛，才能賡續(xù)與弘大文脈。從皇史宬到圖書館，從宮廷秘藏到人民所有，《永樂大典》的傳奇經歷，也正是歷史潮流的注腳。(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