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石核見證百年前的考古傳奇

　　一百年前的1920年6月4日，天津自然博物館前身北疆博物院創(chuàng)始人桑志華在甘肅慶陽幸家溝的黃土層中發(fā)現(xiàn)了一個石核，這個發(fā)現(xiàn)揭開了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及相關學科的序幕。

　　在天津自然博物館6月4日舉辦的“‘石’破天驚——紀念中國第一件舊石器發(fā)現(xiàn)100週年”特展上，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介紹，1920年6月至8月，桑志華在黃土地層中發(fā)現(xiàn)三件更新世人類製作的石製品，1923年桑志華、德日進發(fā)現(xiàn)、發(fā)掘內(nèi)蒙古薩拉烏蘇遺址和寧夏水洞溝遺址，發(fā)現(xiàn)“河套人”牙齒，奠定了中國古人類學、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基礎，並使中國在人類起源與演化研究上佔據(jù)了重要的國際學術地位。

　　桑志華的科考

　　眼前這枚多面體石核和兩枚僅有兩平方釐米的石片，拉開了我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序幕。它沉睡了數(shù)萬年後，被桑志華挖出來放在了展櫃中。

　　“‘石’破天驚——紀念中國第一件舊石器發(fā)現(xiàn)100週年”的主角就是它。1920年桑志華在甘肅慶陽縣的黃土層中採集到舊石器時代的石製品後，便萌生了尋找舊石器時代人類化石的念頭。不久後其他人告訴他，在鄂爾多斯沙漠南緣的薩拉烏蘇河流域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哺乳類動物化石。這更激起桑志華考察古人類遺址、收集遺物的勁頭，幾年來的奔波，收穫頗豐。

　　桑志華著有《中國東北的山區(qū)造林》《華北（黃河及北直隸灣其他支流流域）十年查探記》《桑幹河草原旅行記》，作為主要作者與他人合著了《華北及蒙古人種學上的探險記》《北疆博物館的鳥類及北疆博物館收藏的樹木標本》。桑志華1914年來華，1938年回到法國，1952年在法國逝世。

　　桑志華對中國北方的古生物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研究，行程5萬公里，途經(jīng)中國北方300多個縣境，採集了無數(shù)的動植物、昆蟲、礦物標本以及民俗學、人類學藏品，並撰寫了大量有關博物院和科學研究的著作。

　　高星説：“一百年前的今天，桑志華挖掘出來的石核，是我國境內(nèi)出土的第一件有確切的地層記錄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物，我國古人類學和舊石器時代的考古學就此掀開序幕，桑志華在此方面的貢獻被中國學術界銘記併發(fā)揚光大。儘管之前也有一些外國傳教士找到過一些石器，但都是裸露在地表的，桑志華發(fā)現(xiàn)的標本發(fā)掘自黃土地層，黃土地層清晰地記錄著人類活動的時代和當時的環(huán)境，這樣就把中華大地人類活動的歷史往前推移了數(shù)萬年。”

　　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澠池縣發(fā)現(xiàn)了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一直以來，考古學界認為這是我國原始社會考古研究的開始，中國考古界在籌備明年舉辦學術活動，紀念考古學在這塊土地上誕生百年。但高星認為，中國考古學其實始於1920年6月4日，甘肅慶陽黃土地層中出土的三件更新世石製品是這個學科的里程碑，桑志華是這個學科的揭幕人。

　　博物館的“活化石”——北疆博物院

　　“桑志華另一個偉大成就是1930年建立北疆博物院，就是今天的天津自然博物館的舊址。”天津自然博物館館長張彩欣介紹。

　　北疆博物院是目前我國早期博物館中唯一一座原址、原建築、原藏品、原展櫃、原歷史文獻完整保存至今的博物館，堪稱中國早期博物館史上的一座“活化石”。其南樓修建於1929年，1930年建成，為二層磚混結構，佔地面積330平方米，總建築面積690平方米（含地下室18平方米）。原使用功能為北疆博物院的圖書室、實驗室和地質古生物庫房。

　　原北疆博物院圖書室收藏有圖書14000余冊、地圖複製品900余張以及各類印版等文獻資料。圖書涉及地質學、古生物學、古人類學、考古學、動物學、植物學等20多個學科，其中80%為外文語種，相當一部分都是當時世界頂級學術研究成果的代表性著作和當時在國際上頗具影響力的連續(xù)性期刊。

　　高星説：“桑志華把自己多年科考活動的成果存放在了北疆博物院內(nèi)，在北疆博物院建成之前，我國很多動物化石被作為中藥成分入藥，這些化石為達爾文的進化論提供了重要支援，有著非常重要的科研意義，桑志華把這些化石大多留在了中國本土。更難能可貴的是，桑志華有很好的科學素養(yǎng)，他把發(fā)現(xiàn)的化石埋藏的地層、環(huán)境做了很好的觀察和記錄，還繪製了許多地圖，這為後人的繼續(xù)學習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我國的古生物學、考古學科等基礎學科源於西方，是西方的傳教士和相關學者帶入中國的。近二三十年，隨著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和科技進步，我國的古生物學、古人類學和考古學等學科的發(fā)展很快，已經(jīng)躋身國際學術領域前列。”高星認為，相對於我國豐富的古生物與古人類遺存資源和日新月異的學術發(fā)展，我國在這些基礎研究領域所受到的重視和得到的支援仍顯不足。他建議，我們應該將基礎科學研究揭示自然與人類演化規(guī)律，創(chuàng)造文化與精神産品，提高大眾文化素養(yǎng)，提高國家軟實力作為重大的國家戰(zhàn)略需要，給予相應的支援和鼓勵。

　　　（本報天津6月4日電 本報記者 劉茜 陳建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