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成都女警 會開摩托車

　　四川首個女兵司令 在東較場一天三操兩講

　　保存在成都市檔案館裏有一份1924年的《四川婦女公會簡章》。裏面詳細介紹了四川婦女公會成立的社會背景、職責等。“本會鋻於女界柔弱不能自強，非集合團體研究家庭新舊之關係，力謀婦女經濟之發(fā)展，互相扶助互相策勵，不足以競生存，故名曰：四川婦女公會。”

　　這個公會是成都歷史上第一個婦女組織。發(fā)起人名為杜黃，本名黃銘訓，嫁與四川長寧縣人杜德輿後更名杜黃。1905年，她在秋瑾的介紹下，參加了同盟會。1911年4月，廣州之役失敗，一些南方黨人逃來北京，杜黃居住的丞相衚同杜宅成為革命黨聚集聯(lián)絡之處。後來因為丞相衚同杜宅被人懷疑，杜黃乃典去自己的金釵首飾和銀數錢兩，在天津租界租一大廈，作為同盟會的新機關。

　　回到成都後，1923年，杜黃又與胡蘭畦等人在成都金河街成立了四川婦女公會，召開女子國民大會，開展婦女活動。

　　鮮為人知的是，1921年，劉成勳任四川省長，組織女兵，同樣也委杜黃重任，讓她接手女兵司令一職。這個舉動，在成都引起轟動，“因為當時的川兵部隊裏沒有女兵，更別説要杜黃這一類的女知識青年，也穿起軍裝，在東較場一天三操兩講了。”四川民俗專家劉孝昌介紹，在保守的封建社會，女子拋頭露面從事與男兵一樣的事情實在無法被大眾接受，城裏的五老七賢以及封建勢力仍然反對。“儘管杜黃帶領的隊伍有膽識有謀略惹來非議，迫於壓力杜黃的女兵隊伍也並未維持太久。”

　　成都首支女警隊 入職還要學摩托駕駛

　　成都市檔案館館藏了一份1939年四川省會警察局女警察劉芙仙的從業(yè)登記表，類似如今的幹部履歷表。女警劉芙仙的個人基本情況、家庭情況、學歷、工作經歷等都清晰記載。比如學歷一欄就顯示“成都縣立女子中學畢業(yè)”“四川省會警察局警察訓練所畢業(yè)”，工作經歷上則記載著“曾任小學教員及戶籍警長”“現(xiàn)任四川警察總局服務員”。

　　成都檔案館相關工作人員介紹，抗戰(zhàn)爆發(fā)後，作為大後方的四川人口激增，婦女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越來越多，創(chuàng)辦女警的必要性日益顯現(xiàn)。在1937年10月29日，成都《新新新聞》率先以“上海女警察動態(tài)”為題，報道了上海市警察局36名女警近一年來的工作情形。

　　同年11月20日，四川省主席劉湘批復同意了省會警察局關於籌辦女警隊的呈報。月底，警察局便貼出了招收女警的告示，其中對女警學歷、年齡以及身高等作出了規(guī)定。例如，“身高在四尺五寸(1.5米)以上者……”

　　通過體檢、口試，算術和常識的考試，第一次招收女警最終就有50名女子被錄取。正式入職前，她們還參加了為期六個月的培訓。課程一部分係“文科”，即學習刑法大意、偵探學、地方自治、市政概論等。此外還得進行操練，即學習射擊、國術、體操以及駕駛摩托車等。

　　1938年7月30日，在省警察局訓練所舉行的畢業(yè)典禮上，41名女警得到了《修業(yè)證書》，並根據成績任命不同等級。其中，成績較優(yōu)異的劉芙仙等5人被任命為三等警長，張蓉芝等4人被授予見習三等警長，其餘32人取得一等警士職位，這就是四川歷史上第一批女子警察。

　　這些女警具體做些什麼工作呢？從劉芙仙的一些工作記錄中可知一二。根據檔案館相關工作人員介紹，1938年11月，女警劉芙仙和吳有蘭被派往川康綏靖主任公署被服廠，檢查女工在生産中夾帶棉花回家的情況。1940年1月劉芙仙被派往四川保安軍官訓練團從事“戶籍指導”，4月她又被調回省警局統(tǒng)計股服務。“大多都是檢查一類的事務，沒有過多‘重活’。”

　　但很快女警的人數開始呈逐年減少趨勢。“還是與當時的社會風氣與思想分不開。”劉孝昌表示，入職女警都在二十齣頭的樣子，正是談婚論嫁的時候，夫家希望女子應該深居簡出相夫教子，自然不適合拋頭露面工作。

　　成都特殊教育創(chuàng)辦者 海倫凱勒曾與其通信

　　成都市檔案館收藏了一本《聾啞預備教育教材及教學法》，這可以算得上成都特殊教育最早的教材之一。其作者就是成都市特殊教育的先驅羅蜀芳女士，也是成都市特殊教育學校的創(chuàng)始人和首任校長。

　　羅蜀芳出生在太升南路的一個以手工作坊為營的家庭裏。她曾就讀于當時的北平朝陽大學，上世紀30年代，選擇回到家鄉(xiāng)成都，接辦了原來由外國人辦的中西慈善盲啞學校，後來又籌辦了中國人自己的聾啞學校。到40年代，她又創(chuàng)辦了盲啞師資培訓班，為四川特殊教育事業(yè)培養(yǎng)了80多名專業(yè)人才。

　　最初，特殊教育學校的生源不多，羅蜀芳四處奔走，呼籲社會的關愛，並主動接納聾啞棄兒。那些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且沒法正常生活學習的聾啞孩子，被她一一帶進學校，剪頭洗澡悉心照看。

　　日寇飛機來襲時，羅蜀芳決定帶著孩子們遷校。她找了一個平板車，將學校的用具和大家的用品放在上面，拉著車帶著幾十個學生將“學校”搬到了郫縣的一處破廟裏。所幸校董事會又決定將另一所分校設在西門牌坊附近，保證生源。雖然地方條件差，一到夏天師生要麼受蚊蟲叮咬之苦，要麼遭遇水淹，得病生瘡的事情常常發(fā)生。羅蜀芳仍然堅持下來，後終於又拿到批準，將學校遷往何公巷原市煙毒檢驗所。

　　為了解決盲啞師資緊缺狀況，1943年還籌辦起盲啞師資培訓學校。在抗戰(zhàn)時期，樂山的一所盲殘軍人營還多次找到羅蜀芳，想要老師為在抗戰(zhàn)中受傷而失明的戰(zhàn)士進行盲文培訓。

　　1947年冬，世界盲聾啞人教育家海倫·凱勒聽説了羅蜀芳和她的學校，便寄來了一封跨越大洋的信，希望能來四川考察特殊教育。不過後因海倫凱勒身體不適，未能成行，只得派秘書前往與羅蜀芳見面，而這也成為兩位中外特殊教育家一生中難以忘卻的遺憾。

　　封面新聞記者楊晨檔案資料由成都市檔案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