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北京日報》哪個組的?”作家從維熙今年已經(jīng)85歲高齡,一聽説他曾經(jīng)工作過的《北京日報》要來人採訪,他破例滿口答應。這位經(jīng)歷過大風大浪的老人極少接受採訪,與文壇也刻意保持距離,但始終對《北京日報》充滿了特殊情感。這次獨家專訪緣于近日《從維熙文集》的出版,當從維熙翻開老相冊,淡然、平靜地講述往事時,獨特的人格魅力也撲面而來。
憶往昔
三本書曾獲6000元稿費
在從維熙的老相冊裏,他60多年前在《北京日報》時的照片,文藝范兒十足。他身著中山裝,脖子上係著圍巾,眼神清澈,青春昂揚、意氣風發(fā)。
從維熙充滿感情地回憶説,1953年自己在《天津日報》發(fā)表了一些作品,後被《北京日報》文藝編輯、詩人晏明看中並向報社推薦。當時的《北京日報》副社長週游十分愛才,直接一紙調令,1954年將從維熙調來《北京日報》當編輯。“年輕的時候,我就認識土地、莊稼垅、穀子、高粱、大豆、野花,我願意鑽到那裏面去生活。”他説,即便是在文藝組當編輯,不僅申請去農村組採訪豬倌等,還兩次申請到北大荒採訪,併發(fā)回了大量報道,“我的中樞神經(jīng)就通著大地呢。”
也正是那幾年,從維熙開啟了出書模式。他于1955年出版有生以來首部作品《七月雨》,1956年至1957年,又出版短篇小説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長篇小説《南河春曉》。從維熙笑言,那時候行政級別不高,一個月69元工資,但這三本書他就拿了6000元的稿費,這在當時是個天文數(shù)字。他特別補充説,當年作家劉紹棠就用2400元,在北京光明衚同購置了一所獨門獨戶的三合院。“當我後來身陷囹圄,家中拋下的老母和幼子,在20年滄桑歲月中,這一老一小不能喝西北風活著,支撐他們活下來的支柱,主要靠這筆數(shù)目可觀的稿費。”
好景不長,從維熙的災難也跟著來了,1957年他因言獲罪,被劃為“右派”,那個週一的早晨他命運的軌跡從此改道,20年的勞改生涯開始了。他稱是“從九霄雲(yún)天折到社會谷底”。
但也正是由那三本書打頭,從維熙的寫書生涯艱難地延續(xù)下來。在從維熙的電腦裏,他用五筆一個字一個字地敲下了60年創(chuàng)作的作品目錄,共有71部,其中最早推出的是《七月雨》,最晚推出的正是《從維熙文集》。而正對著電腦螢幕的書櫃裏,整齊擺放的是他這一輩子出過的書。
從維熙不知道自己這輩子準確的作品字數(shù)是多少,他説,800萬字總該有了。此次推出的《從維熙文集》有14卷,540萬字,包括長篇小説卷5種:《北國草》《斷橋》《裸雪》《酒魂西行》《南河春曉》,中短篇小説卷5種:《大墻下的紅玉蘭》《浪跡天涯》《雪落黃河靜無聲》《鼻子備忘錄》《伴聽》,紀實文學、散文卷4種:《文海泅渡》《人在途中》《人文拾荒》《文學織夢》。
看今朝
晚年最珍愛童真純潔之作
在從維熙的老相冊裏,還有一張照片,照片上有四樣東西:他結束勞改生活後,難以割捨的20年冰雪驛路上用過的鐵鋤、扁擔、鐮刀和當“煤黑子”時用過的榔頭。
這四件珍貴之物,至今還放在從維熙家的陽臺上。面對它們,從維熙心如止水,“我在失意的時候,也從來沒有産生過悲觀的念頭,這是我自己讚美自己的地方。”
對他來説,曾經(jīng)的7000多個苦難的日日夜夜,早已化成了一筆精神財富。“如果沒有這段經(jīng)歷,我怎麼能寫這麼多書。”他説,有時候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著,就忽然想到過去拉磚車的日子,一車磚200多斤,走上坡路一定要使勁跑,“到底是哪個舒服,一想到這些,我的心情瞬間就輕鬆多了。”回憶過去,再對照現(xiàn)在,讓從維熙變得輕鬆,這也成了他的晚年幸福生活的一大法寶。
從去年開始,從維熙開始梳理自己一生創(chuàng)作的作品,他和夫人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才完工。他坦言,進入晚年後,不再願意重溫沉重題材的作品,他最珍愛的反而是青春、清純之作。“那就是最純潔、最青春化、最毫無歷史灰塵的《裸雪》了。”
從維熙説,這部作品寫他小時候和同村小女伴小芹玩的事情,他們曾兩小無猜地涂指甲草、玩過家家、鑽秫秸垛、拜城隍廟、埋香棗花、捉蟈蟈、與大山對話,這種滿載童真、童趣的嬉戲到了晚年更觸動他。“我于1946年從河北玉田農村到北平來求學,插班于西四北小學六年級。”他至今記得,從村子走的那天,小芹送他,久久站在山坡上目送他遠去的那一幕。
從維熙説,他夫人看了《裸雪》也覺得非常清純。多年後,他和夫人一起回到故鄉(xiāng),打聽小芹的下落,“我們找女孩的媽媽,問小芹到哪去了,她媽媽説,因為難産死了。”在沉重回憶和清純之作中,從維熙坦言,他的晚年精神生活很充實,很享受這個狀態(tài)。
念故人
至今想起劉紹棠依舊悲傷
“啪”的一聲,從維熙堅定地按動打火機,點燃了一支煙。他趕緊申辯説,夫人只批準他每天抽三支,這是在每日許可範圍之內的。他指著多年前他和劉紹棠合影的照片説,“這是劉紹棠,多好啊,這兩個人。”
從維熙清楚記得,1956年春天,全國青年創(chuàng)作會議上,劉紹棠遞給他一支煙,從此他與煙結緣,更與劉紹棠結下最深厚的情誼。從維熙和劉紹棠早年都在《天津日報·文藝週刊》發(fā)文章,都是“荷花淀派”代表人物孫犁的學生,兩個少年長期互通書信。兩人是在《新民報》副刊的一次集會上首次相見,那一年,從維熙19歲,劉紹棠只有16歲。
至今想到劉紹棠的離世,從維熙依舊滿懷悲傷。1997年3月,劉紹棠彌留之際,不能再講什麼話了,卻讓家人打開抽屜,將剩下的幾條煙都讓老友帶走,權當最後的訣別。“他走了以後,我到他墓地獻花潑酒,他的墓曾在運河灘上,那是他最喜歡的地方。”
經(jīng)歷過中國文壇的風風雨雨,從維熙説,他與《天雲(yún)山傳奇》作者魯彥周、《甲午風雲(yún)》編劇葉楠,以及邵燕祥、劉心武的文學思路更接近。從維熙最不恥的就是文壇小人,對於為自己牟私利的這類人,他從不客氣,甚至會“鐵門拒絕”,將來訪者毫不客氣地擋在家門外,“我認為一個作家的心胸應該開闊,為人應該正直,不從私利著眼,筆桿才能硬。”
“我一無金銀可揮,二無才情可以浪擲;我的生活體察和感情積累,不允許我‘玩弄文字’,只允許我向稿紙噴血。”從維熙説,他文學生涯最敬重的是八個字:以真為魂、以史為鏡。他對苦難的書寫都是真實的,不會放大,也不會刻意隱瞞什麼。
眼見自己很要好的老朋友大部分都走了,從維熙更對生死早已看淡,他一邊珍視健康,一邊豁達開朗,“上帝什麼時候揮手,我後邊就跟他走,鼻飼、插管一律全免,我不受那個痛苦。”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