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關(guān)於長城及其歷史的研究，中外學(xué)者已有許多重要的成果。論者或從歐亞大陸上農(nóng)耕民族與遊牧民族之間資源爭奪的宏觀視角，或從中原王朝為“禦邊”而大興土木及其後果的角度，或從討論長城及其配套設(shè)施的營建出發(fā)，多有新見。歷代也有不少詩文對死於長城修建之役的普通人表示同情，對統(tǒng)治者因修長城而濫用民力進行鞭撻。但是，對於長城兩邊的普通人怎麼想，怎麼做，他們對長城怎麼看，關(guān)注甚少。這可能是因為材料的局限，但我認為更主要的原因在於人們更多地從國家和統(tǒng)治者的立場去看長城，而真正在這裡世代生活的農(nóng)民、士兵、牧人們卻被遺忘或漠視了。

　　20世紀初，有位美國旅行家蓋爾（William Edgar Geil，一譯蓋洛）從山海關(guān)一路行走到嘉峪關(guān)，這個對中國充滿好奇和讚譽的西方人曾有個願望，即在長城邊尋找一千個不同的人，聽他們講一千個傳説和見解。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完成了這項工作，但在他于1909年出版的《中國長城》一書中，的確講述了許多普通人的故事。這並不是説他不關(guān)心長城的建築和與其相關(guān)的重大事件，而是説這種態(tài)度和我們同樣熱愛和鑽研長城、卻只注意其偉大之處的同行有著巨大的差異。他記錄的這樣一段經(jīng)歷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們向他詢問哪條路通往長城以及距離有多遠，他告訴我們怎麼走，並準確説明長城在三英里之外。“但我從未見過它。我從早到晚都在樹林中打柴，這沉重的工作使我抬不起頭來，所以我從未見過長城”。

　　一個人在求溫飽而難得的時候，會想到長城甚至它有什麼意義嗎，哪怕它近在咫尺？難道我們會因此責(zé)備他不愛國或者破壞了長城地區(qū)的生態(tài)？

　　明朝嘉靖初年的長城邊上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

　　一日早，虜賊五騎至興武營暗門墩下，問墩軍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來邊上哨看，你墻裏車牛晝夜不斷做甚麼？”答曰：“總制調(diào)齊千萬人馬，攢運糧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帳房。”賊曰：“套內(nèi)多多達子有哩，打不得，打不得。”又言：“我原是韋州人，與你換弓一張回去為信。”墩軍曰：“你是韋州人，何不投降？”賊曰：“韋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我不投降。”（王瓊：《北虜事略》）

　　有個韋州（今寧夏同心縣）的漢人投了蒙古，跑到長城邊上向明朝守軍打探消息。雙方互通情報之後，明朝守墩的軍人勸他投誠回來，但這個人卻拒絕了，認為在家鄉(xiāng)度日比草原艱難。這時，我們會碰到某種道德困境：我們會批評這個人背叛明朝降“敵”，還是對他在老家過不下去被迫出走表示同情與理解？長城真是一道不能逾越的界嗎？在歷史上，除了戰(zhàn)時，長城兩邊的人是否就像許多界鄰地區(qū)一樣，有著不斷的流動和交往？

　　蓋爾值得稱道的一點，是他注意到“在附近的長城城墻上有石碑銘刻著那些幾百年前指導(dǎo)修建長城的磚瓦匠工頭、鐵匠工頭和石匠工頭的姓名”。他還提到明代的軍人“被派去開荒屯田，那些石碑上的碑文表明當(dāng)時有一套分配田畝的制度”。到一百多年後的今天，許多碑文已消失不見。在今天陜西府谷的木瓜鄉(xiāng)，發(fā)現(xiàn)了一塊署著萬曆四年三月的石碑，上書：

　　神木兵備□為申嚴墩守□。奉撫院明文，仰各墩軍□。此碑常州在墩□掛□□防□不許私離□地，□回城堡□失器□如達□以軍法重治。若軍有事故，即稟守□□□補木瓜園堡操守王濟坐堡李銳下本守二十墩，西去永寧二十一墩一里零三十七步。

　　計開常州守瞭墩軍五名：一名劉奉，妻□氏；一名趙□□，妻所□；一名李生，妻□氏；一名楊文斌，妻仝氏；一名王宗，妻蔣氏。

　　器物：黃旗一面、鍋五口、甕八口、梆二個、盔五頂、甲五付、弓箭三付、刀三把、□□十根、生鐵□尾炮一位、百勝鉐三□、三眼炮一桿、小鐵炮一個、鉛子四十個、火草一個、火線五十條。

　　東路兵備道提邊委官綏德實授百戶仵勳。

　　白水縣石匠曹登雲(yún)男曹□兒造碑。

　　從碑中我們知道，這裡有五個守墩軍人的家庭，國家配備了相應(yīng)的火器裝備，負責(zé)守備20號墩到21號墩的一里多長城防線，但關(guān)於他們的生活，除了需要自己做飯燒水之外，就沒有什麼資訊了。可想而知，在陜北的長城腳下，墩軍的生活是很艱苦的。不過，在同時期的其他文獻裏有這樣的記錄：“墩軍多與零賊交易，以斧得裘，鐵得羊肘，鈿耳墜得馬尾，火石得羔皮。”（鄭曉：《皇明北虜考》）説明墩軍為了改善生活，常與關(guān)外的蒙古人交換一些衣食用品。更有甚者，“虜待命邊外，屢向墩哨卒問進止。一日，邀守墩百戶李寶下墩，以虜酒席地飲之，載以馬擁入俺酋營，與之歡飲”（《明世宗實錄》卷251）。蒙古人不僅向墩軍打探明朝情報，還邀請明軍小頭目去其營寨喝酒。這在許多人看來當(dāng)然是大逆不道，但卻説明雙方的軍人、民眾之間，並不希望隔絕和戰(zhàn)爭，他們想要的是和睦相處和互通貿(mào)易。這就是王崇古、方逢時等地方大員推動高拱、張居正做成“隆慶和議”的群眾基礎(chǔ)。

　　歷史的走嚮往往並不按統(tǒng)治者的意願，而是按普通人的普通需求前行。在明朝的大部分時間裏，因為懼怕蒙古的通商要求，統(tǒng)治者不惜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修築長城，卻導(dǎo)致長城沿線出現(xiàn)了許多新的機會。我們知道，明朝的商人可以通過向邊塞輸送糧食或于邊塞屯墾，獲得買賣食鹽的憑據(jù)；修造和駐守長城引發(fā)了大量的物料需求；石匠、鐵匠、磚瓦匠等手藝人有了更多的機會。更重要的是，以軍人及其家屬為基礎(chǔ)的聚落在長城以內(nèi)逐漸擴展。在今天山西大同德勝堡的南城門洞東墻上，留有一塊石碑，碑文中説：“……因其人稠地狹，原議添軍關(guān)城一座，東、西、南三面大墻，沿長二百二十八丈，城樓二座，敵臺角樓十座，俱各調(diào)動本路鎮(zhèn)羌等七堡軍夫匠役共計一千一百八十八名。原議城工俱用磚石包砌，于萬曆三十二年七月起，三十五年八月終止”。人口的增加催生了新的堡城。同時，沿邊的農(nóng)業(yè)也獲得了發(fā)展。兵部官員、著名文學(xué)家唐順之寫過給總督翁萬達的《塞下曲贈翁東涯侍郎總制》一詩：“湟川冰盡水泱泱，堡堡人家喚蒔秧。田中每得鳥獸骨，雲(yún)是胡王舊獵場。”

　　從“隆慶和議”到入清之後，在長城以內(nèi)，各地不斷興修的軍堡、民堡顯示了一種在軍事對峙的表像之下的區(qū)域發(fā)展；而在長城以外，15世紀以後大批漢人移居塞外、逐漸造成定居聚落，稱為“板升”。隨著清代邊塞地區(qū)商業(yè)的發(fā)展，這裡的景象已然大變。民國時人曾在對張家口北六縣進行調(diào)查後感慨：“終明之世為邊防重地，清由滿洲入關(guān)，奄有北國，乃設(shè)張家口、獨石、多倫額爾三理事同知，以聽蒙古人民交涉之事。自此烽火不興，商農(nóng)聚集，情勢與古大異。蓋明為屯兵之地，至清以政治統(tǒng)之也。”

　　在戚繼光薊鎮(zhèn)總兵衙署所在的河北遷西三屯營的背後有座景忠山，雖因由山上紀念諸葛亮、岳飛和文天祥的三忠祠而得名，也有很重要的佛教傳統(tǒng)，但這裡最有影響的神祇卻是碧霞元君。當(dāng)?shù)孛耖g還流傳碧霞元君與她哥哥玄武大仙爭山的傳説，據(jù)説碧霞元君使計勝了，氣得玄武只好擔(dān)著景忠山的水，跑到北面的玄武山去住。玄武即真武，在北方防禦蒙古城堡的寺廟中，他往往是塑于北閣的最高神。碧霞元君是女性神祇，其保祐生兒育女的神格特別受到強調(diào)，但她在明代還屬於民間信仰。在這個傳説中，把碧霞元君信仰地位的樹立，與真武信仰地位的消退並立，一個日常生活的象徵取代了一個戰(zhàn)爭的象徵。

　　無獨有偶。河北蔚縣城上的玉皇閣本是明正德時由軍事將領(lǐng)主持建造的，但在清康熙五十五年到五十八年再度重修時，出資出力的人除了地方官員、士紳之外，最多的是本城的“鋪行”，碑記題名中有95個，另外還有吉家莊和白樂這兩個市集的鋪行20個，而到乾隆年間，參與重修玉皇閣的商鋪數(shù)達到兩千家以上。玉皇閣終於變成了一座商人的廟宇，而蔚州也終於完成了它向一個商埠的轉(zhuǎn)變。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使長城從軍事壁壘轉(zhuǎn)變?yōu)槲幕筢绲恼嬲齽恿Α?/p>

　　（作者：趙世瑜，係北京大學(xué)歷史學(xué)系教授）